由于“历史”原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焦菊隐曾被取消了一切艺术活动的资格。剧院新创作的反映革命后新农村面貌的话剧《云泉战歌》刚刚彩排,军宣队就请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来看看,提提意见。看完后,焦菊隐只说了这14个字:“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20分。”
有同事听闻此事后焦急万分:“焦先生,你可捅了大娄子了。”焦菊隐看了来人一眼,说:“我一辈子都是凭艺术家的良心说话的,有一说一,你应该了解我。”有人这么评论道:“焦先生在艺术上是满分,但在政治上,只能打20分。”(《中国青年报》2010年8月25日)确实,为了这句“实话实说”,焦先生后来吃了不少苦头。
焦先生的“有一说一”并非个例,古今中外,所有的真正艺术家,都是凭艺术家的良心办事的,也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楷模。他们眼里揉不得沙子,嘴里不会说假话,决不会违心地奉承一部水平低下的作品,也不会给一部伤痕累累的作品大唱赞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媚俗”。
1930年初,戏剧家阳翰笙曾请老朋友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就在序言中秉笔直言:这部小说从总体上来看,是一部很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因为它描写人物运用的是脸谱主义手法,结构故事借助于“方程式”,语言上也是用标语口号的言词来表达感情的。友情归友情,艺术归艺术,老艺术家们就是纯得这样可爱。
能批评与自己“等量级”的名家,当然是“风骨”可钦,能客观评价比自己身份高得多的显赫人物,则尤其可敬。钱锺书先生曾应邀为胡乔木改诗,改完后复函云:“尊诗情挚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达,字有未稳。”(见《胡乔木谈文学艺术》第234页)钱锺书并不因为对方爵高位尊就无原则地吹捧阿谀,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作品的瑕疵,尤见学者的高风亮节。
巴金生前一再提倡“讲真话”,季羡林也有一句名言“假话全不说”,在艺术评论上,我们也应把这两句话奉为圭臬,该批评就批评,该肯定就肯定,这样,文艺批评才能真有声势,真起作用。当年,焦菊隐就是以这样的严谨态度来导演话剧的,所以北京人艺才能排演出《龙须沟》、《武则天》、《虎符》、《蔡文姬》以及久演不衰的《茶馆》。
今天,我们仍然要发扬焦菊隐先生的认真态度和求实精神,一切凭艺术家的良心办事,遵循艺术规律,严格艺术标准,文艺批评要多一点“火药味”,少一点“脂粉气”,对那些庸俗、低俗的作品要坚决抵制,从而为优秀作品的诞生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催生更多的艺术精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