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发现人的心灵

    1992年的某一段时日里，我深深地沉迷于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

    作为苏联新闻记者和作家，爱伦堡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内战、斯大林执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当他开始写作这部回忆录的时候，同代人多已烟消云散，他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曾经在巴黎见过列宁的“老革命”。爱伦堡所经历的时代，是《巴黎的陷落》《暴风雨》《九级浪》《解冻》（皆为爱伦堡小说作品名）的时代，他说，“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既然命运让自己逃过了一次次劫难，他就有责任把过去的一切都写下来，因为对于一个依然深陷在苦难中的民族来说，“活着”的同时还必须“记住”。这部回忆录当年在我国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印数有限，但流传甚广。

    我今天再读这本书，觉得它是关于历史与人的回忆，也是关于历史与人的思考。“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这是爱伦堡在全书第一章引用的一句谚语。为什么要写回忆录，他说过的一些话，值得我们深思，“在半世纪内，多次变更对人对事的看法”，“当目击者沉默的时候，野史奇谈便应运而生”。所以，及时地回忆与记录，对自己，对历史，都显得非常重要。长达六部140多万字的《人·岁月·生活》写于爱伦堡的晚年，这是一个人经过了许多血与火的生活洗礼因而显得更加辽阔丰饶的年龄，也是一个生命经过数十年岁月的沉淀因而显得愈为深沉透彻的年龄，所以这部书真的可以说得上是蕴含深广。

    现在回忆我在1992年初读节译本时的感受，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着眼点更多的不是它所蕴含的“历史”内容，而是它对“人”的描写。爱伦堡具有新闻记者的敏锐，有社会活动家的见多识广，还有作家的形象描绘能力和思想者的高度概括力。他写人，几笔就把这个人的精神气质勾画出来了。他这样写俄国女诗人茨韦塔耶娃：“我认识马林娜·伊万诺夫娜·茨韦塔耶娃的时候，她是25岁。她那桀骜不驯而又惘然若失的神态令人惊奇；她的仪表倨傲——仰着头，前额很高；而双眸却泄漏了她的迷惘：大大的、软弱无力的眼睛似乎看不见东西——马林娜是近视眼。”爱伦堡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位新闻记者、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因此，他看人、看问题，就具有一种较为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社会眼光。爱伦堡对许多同时代人的回忆，既写他们的个性以及性格中的丰富性，也充分展示他们性格中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既有个性自身的矛盾，也有个性与环境、与时代的矛盾。

    他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描写尤为精彩：“他听得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听得见心脏的跳动、青草的生长，却听不见时代的脚步声。”“帕斯捷尔纳克身上就有一种稚气。他那看来天真幼稚的见解正是一个诗人的见解”。他抓住了帕斯捷尔纳克独特的艺术秉性和精神气质，也指出了这个《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的个性与特定的历史时代的矛盾。作家坚守其个性，与时代发生冲突是常有的事，甚至与时代保持紧张与对立，也是极为正常的事。爱伦堡将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同时代联系起来，在一个广阔的斑斓多姿的背景上观照一个人，既凸显了人物的个性，凸显了人物的特立独行，也使人物获得了一种来自历史背景上的份量。

    爱伦堡写人是真正做到面对面的，既不是仰视，也不是斜视，并特别重视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他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是过去或是在未来的一切时代，最重要的则是发现人的心灵。”关于法捷耶夫，爱伦堡主要写了法捷耶夫内心的矛盾，作为一个作家和作为一个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从艺术角度看问题和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的矛盾，良知与政治态度之间的矛盾，既不贬低，也不辩护，如实地反映法捷耶夫，深入地揭示其内心的困惑和痛苦。这使我们看到了这个作家最后选择自杀的比较充分的心理原因。他写法捷耶夫有次在报告中揭露某些作家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脱离生活”，但会后却急切地在咖啡馆中背诵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一边背诵一边问“好吗？”极其深刻地揭示出了法捷耶夫艺术家的良知与政治需要之间尖锐的冲突。爱伦堡分析说：“在这里，在一个作家同作家协会的一个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一座桥梁，但有时也存在着一道鸿沟。”“他喜爱诗歌，但更强烈地喜爱自己一生的基本路线，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同千百万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把对主义的忠诚同斯大林的每一句话联系在一起，不管这句话是否正确，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

    知人论世的精警分析，概括了一个复杂的法捷耶夫，也概括了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