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

    1917年10月，梁漱溟自长沙返北京，沿途见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真所谓水深火热矣”。他满腔激愤，但又颇为自负地写下一篇长文，文中呼号曰：“生民之祸亟矣！吾曹其安之乎？吾曹其安之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现在，梁漱溟的传记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Guy S. Alitto）将他1984年第二次访问梁漱溟时的录音整理成书，即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为书名（艾恺第一次访梁是在1980年，而那一次的录音整理稿以《这个世界会好吗》为题出版，曾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窃以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之所以不亡，盖因有此精神在，有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在。此语也最能体现梁氏一生的志业所在。

    读过《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读者会发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中有部分内容似与前书重复，但两书其实又“根本”不同。艾恺认为，在前书中，“我的问题被梁先生的答案所引导，他在第一组访谈中有意提供他自己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观点”。我们知道，梁漱溟自认不精旧学、不谙西学，因此不能算是“学者”，唯一称得上的只是“思想家”而已。当然，思想乃是“理想抽象之物”，不能不有所依托。梁氏思想之依托，即是其一生的交游与事功。艾恺发现，九十高龄的梁漱溟甚至清楚地记得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时的情形！在梁的一生中，最起码有两段经历非常引人注目：一是五四时期在北大任教，虽然后来者较少将梁视为“五四人物”，但其实梁却是一个重要角色；二是在国共之争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亦为大部分史书所忽视。当梁漱溟从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章士钊、毛泽东、熊十力一路谈下来，艾恺终于意识到，“梁先生是第一手历史知识以及关键且独特史料的来源”。于是在1984年的访谈中,他改变了策略，“试着引导他朝他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间的交往来作发挥。除了刺激他的记忆以及保存他能记住的任何东西以外，我无其他的想法”。

    既然访谈者以保存史料为目的，那么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其生命贯穿了20世纪前80年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透过梁漱溟不厌其烦的讲述，家国、天下、风流人物，尽成纸上烟云。

    书中有一些记录，让人大开眼界。比如梁氏乃是袁世凯之后的民初政局的当事人，1916年，“南北统一内阁”成立，云南的张耀曾（镕西）代表西南反袁势力出任司法总长，而梁漱溟作为张的亲戚，为张所信任，成为替张“掌握密码电本儿”的秘书。这些密电都是什么内容呢？梁说，“主要是西南方面的，蔡锷、唐继尧，还有贵州的刘显世，刚才提到的陆荣廷，他们算是西南的。主要是他们有什么对北京的意见、要求，想了解北京的情况，就跟我有函电往来。”所以梁可不算太小的角色，他是真正参与到了政争之中，能够与闻机密。以这样的身份来观察当时的政局，当然更加真切。

    又比如梁回忆了1950年受毛泽东之托到东北考察的情形，他对高岗的印象十分深刻：

    有一天招待处处长就来告诉我，他说我们高岗主席来了，在客厅里头等着要见你，我说那好啊，我就赶紧到客厅里头去跟高岗见面。……这人身体很高，很高大。但是这人呢好像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身体很高大啊，谈话啊他有时候他眼睛往上翻，这个翻啊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个眼睛有黑眼珠有白眼珠，他一翻就都是白的了，旁人很少能这样。……他在东北嘛就是称王称霸了，他东北有单东北用的货币、钱，跟关内不一样。他自己有军队，有财权，掌政权。我以为这个事情不太好办，哪里想到后来毛主席把他调到北京来，死在北京的。

    类似这样的“精彩”段落，书中比比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东西恐怕还不仅仅是“八卦”。前面已经说到，梁氏虽然以“思想”见长，但却常常在历史上处于特殊地位，他不是局外旁观者，而是很不小的角色，这就非常难得。

    此外，梁氏立身处世正直诚信，表里如一，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他与许多写（或口述）回忆录的大人物不一样，“断不至于故意闪避问题甚至捏造回答”。梁一生均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乐观、自信与抱负，于是乱世中能坚持气节。他本人有气节，于是他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就更值得我们重视，而他所讲述的“轶闻野史”，或许更接近当时社会的认知，也更接近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