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变异皆因延安而起”

    说李洁非是文学评论家大抵没错，但他与时下常规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家不甚相同，无论抛头露面的频率，还是治学、著述的方向。从1982年复旦大学毕业至今，记者做过，编辑当过，后来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看似水波不兴的文学研究实则有着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他前年出版的《典型文坛》中就有体现。在他看来，研究文学史不该囿于对作家作品的解读与编年式的条分缕析或文学流派索引，他看重文学背后的历史背景，看重作家在文字内外的表现，他的文学史写作始终有无限“可能性”，由此引发出政治、文化、思想等经文学蔓延出来的丰富意涵。与其说他在写文学史，莫不如说他以文学为由头勾勒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与心灵履痕。

    去年八月，李洁非先后出版了《典型文案》和《解读延安》（与杨劼合著），这并未怎么搅扰他深居简出、闭门读书写作的平静生活。年末因《胡风案中人与事》（《典型文案》中收入此文）走上绍兴的红地毯领取鲁迅文学奖，算是对他这些年专注于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点慰藉。不过，出书也好，获奖也罢，都是他醉心所涉领域笔耕不辍的必然回报，他的辛苦和寂寞不用费心坚持，用乐在其中来形容他的状态更恰当。

    《典型文坛》出版后，书中1949年以来当代文学史中“典型人物”的起伏命运令人扼腕，也为此书赢得不少口碑。时隔两年的《典型文案》，书名一字之差流露出李洁非在面对历史时的角度变化：“写作对我来说是个连贯的过程，也是自我生产过程，我不能预先知道接下来的写作有怎样的变化，往往是写着写着才意识到要有所调整。《典型文坛》中的文章最初是给杂志写的人物专栏，以人为角度。后来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整个共和国文艺体制的关系，我再写相关文章，就觉得不能只写人，这个角度有局限，就想从‘事’的角度去写。用‘案’字是因为这个字本身有考问、考察的意思，把中国当代文学史放在这个概念下去解读会更加冷静更加直接。”

    写作角度的变化，并未对李洁非搜集资料乃至对所获素材的取舍有太大影响，他所查阅的还是那些文本，只不过强调的是如何看待资料，“过去我看资料是为了写人，围绕人物的一生，写他的经历、思想变化。现在我从‘案’的角度去写，侧重在资料和资料之间的质对或者反差，分析它们的一致和不同，从中确定可靠的一面”。“任何历史叙述都不可能完全客观，面对资料的时候我首先注重对比。”这也是他的一种态度，他让资料在对某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相异叙述中彼此对话，“最后它们在我心中会有个胜负，得出一个结论，它们之间能够形成对话关系，我就像是个旁听者”。他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图书馆以及一些报刊，都是公开的资料，他认为从事研究、写作时材料是多多益善，但不像有些人那样强调第一手资料的重要，他觉得这种重视可能含有某种误区，即对一手材料的所谓真实性过于信任，在他看来一切新的、旧的材料具有同等价值，关键在于材料的研究和运用，他很为那么多已经出版问世的资料没能被充分利用鸣不平。“《史记》不是靠司马迁自己弄到的第一手材料写成，大量材料源自已有典籍。你的东西出来和别人不同不在于你拥有多少前人未曾拥有的材料，而在于你的历史认识是否到位、正确，在于思想能力，这是最重要的”。

    他觉得《典型文坛》的写作让他的个人情感与所写人物的情怀有相当多的交融，《典型文案》中从“案”着手去写，会对这些交融廓清一点，“个人情绪放到一边，直接面对线索本身”，所以他在写作中哪怕有些地方难免有些个人判断，总体上，他还是尽量避免下结论。他喜欢读明代文史，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历史的书写方式可以非常有趣，叙述一件事，既是事实也是评判，这体现在叙述时的措辞。最近我读南明方面的史料就是这样，用字有伦理色彩，表示一种含蓄的判断”。

    在《胡风案中人与事》一文中，李洁非写道，“写作（从内容到形式）旨在进行一次有关胡风案的‘普及’，以使其尽可能多地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记忆”，这几乎能够代表他目前研究的方向和写作的方式，他很认同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自觉对社会与历史是有一份责任的。“我读了很多关于‘胡风案’的材料，这件事与中国那段历史乃至每个普通人都有关系，然而学界这些年对这一题材的研究显得小众化，其中包含的历史深意和启示没能被社会共享，于是我采用讲故事般的写法把基本事实呈现出来。”普及和责任感是他近年写作时的两个关键词，“我现在每一篇文章都有着这种考虑”。所以他写《胡风案中人与事》时不是着墨于主人公胡风，而是从受此案牵连的人物角度下笔，这意味着胡风事件不只是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更是社会事件，和那个年代的每个人息息相关，“时至今日胡风事件仍然可能以某种形式影响我们，它的背后不是文艺事件，是思想和权力的问题”。针对当下大众对历史的漠然，李洁非认为，这是被引导的结果，是巨大的社会力量造成的。他愿意以一己之力将对历史的思考引入普通读者视野，他用“精卫填海”来形容自己所能做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留薪传火，只要有一点火焰在，将来就会起作用，最怕全部熄灭了”。

    相较《典型文坛》、《典型文案》中力求“普及”的写作方式，早在2003年就已立项，2006年完稿，今年终告问世的《解读延安》无论从所涉主题的年代还是行文的风格都更“学术”些。李洁非对这部兼有史料性和可读性，事关延安时期文化、文学、知识分子命运，和爱人杨劼合著的作品颇为看重。“我这十几年的研究方向乃至陆续出版的书，应该说起点都是《解读延安》”。之所以涉足“延安”这个他此前并不熟悉甚至有些误解的领域，还要从杨劼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相关课题说起。“我过去对延安的概念化印象是模糊的，觉得延安文艺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心里对此很抵触。这个课题是2003年立项的，当时杨劼的室主任是一位经历过延安时期的老人，所以她要做‘延安文艺史’。他们有很多资料，我没事就去翻翻，发现延安那段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重要性不是一个角度就能概括的，特别是像我这种搞当代文学研究的，总会为现代文学如何演变成当代文学这个样子而心存疑惑，一直找不到根子在哪里。涉猎延安时期文学艺术研究对我来说其实是为当代文学起源的一种寻根，循着这样的契机，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才有我后来的一系列文章，才有《典型文坛》和《典型文案》。”从此以后，他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变异有了合理的解释——一切皆因延安而起，直到他今天关注的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文学体制等话题。 

    在《解读延安》中，他从延安时期的文学入手，文字的核心却是知识分子问题，“如果还用和前人同样的角度研究延安，只是纪念而不是学术研究，那不是我想做的”，他所理解的延安时期的其他意义固然很大，但其意识形态与有机知识分子建构的意义更大，“毛泽东在延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渊源由此而来”。

    这些年来，李洁非的研究和写作始终保持着从容、连贯的状态，新书的诞生也意味着下一部作品的开始。“付梓之时，新的蓝图又在心里绘制了，那应该有别的样式。”他在《典型文案》后记中这样写道，他所指的蓝图，就是明年四月份有望和读者见面的《典型年度》。前两本“典型”是从当代文学史的着眼点去写，当他发现如果不直接写写中国当代精神生活轨迹，之前的有些文章无异于隔靴搔痒，但此前他所拥有的材料是无法进入他既定的叙述方式的，“我的积累和学养远远达不到写一部中国当代精神思想史的高度，于是我用讨巧的办法，依据自己对中国当代史的了解，选择几个关键年度，1956、1962、1972、1986……这样写起来像是解开写作的悬念，这种自我生产的过程是水到渠成的”。

    至此，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将暂告一段落，“我在集中阅读关于南明历史的书，那将是我新的关注领域和写作方向”。

    本报记者 丁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