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愿共同承受这悲伤

    大好年华，捐躯雪域高山。家国万里，仅仅以一枚铭牌存志。葡萄牙青年与山鹰社的学子，何其相似？但漠漠雪原中的一枚铭牌，相较于山鹰社山难后的激烈争论，曲折而沉重的立碑过程，葡萄牙青年的生与死，又显得比中国人多了一份从容。

    这份从容来自何处呢？

    来自一个民族对生命的理解，又来自这个民族文化看待死亡的方式。

    人之所以为人，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人是有死的。因为有死，生命才成其为生命。又因为有死，生命成为一趟没有返程的列车，制约着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接受还是抗拒。对死亡的恐惧是每个人的本能，但中外文化对待死亡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儒家文化下的中国人忌讳死亡，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因为没有上帝，没有天国，没有来生，死亡是一次彻底的终结。

    基督教文化下的欧洲人，相信耶稣的复活，期待基督的拯救，相信神的国度会降临，所以人们生时乐于行善；当面对死亡时，又多了一份从容，怀着感恩的心态，感激曾有过宝贵的生命，感激人生一世度过了很多好时光。

    儒家文化下的中国人，死亡之后能留下的只有“身后名”，可能流芳千古，也可能留万世骂名。所以中国有一句成语：盖棺定论。

    而基督教文化下的欧洲人，死亡是“安息主怀”，能够评价过去人这一生好坏对错的，只有上帝。

    同样，两种文化对生命的理解也非常不同。中国人只有此岸，西方人敬畏彼岸。因为只有此岸，价值观局限于世俗，人的生命有高下贵贱好坏对错，生不平等，死后也没有机会平等。因为敬畏彼岸，价值观可以超越世俗，人生的时候可以不平等，死后通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总有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时候。

    或许因此，中国社会多有秩序共处的观念，而西方社会多宽恕、博爱的观念。

    1989～1990年，汪建在艾奥瓦大学作博士后研究，与几位中国留学生住在一起。同在异乡为异客，大家关系处得不错，但也有一位同学比较孤僻，这是正在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的中国同学卢刚，来自北大。

    天体物理课程比较枯燥，而且冷门，毕业后不容易找到工作。卢刚毕业一年多，找不到工作，校方留下他当助教，但他没能获得作博士后研究的机会，而博士后的收入远远高于助教。

    后来，又来了一位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的中国同学，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出来的山林华。山林华学业出色，人缘很好，担任了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风头一时无两。他不到25岁就博士毕业，并获得艾奥瓦大学年底唯一“最佳博士论文奖”，还收到美国多所学校的聘书。

    1991年11月1日，山林华的最佳论文专题讨论会上，卢刚携枪射杀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和山林华，然后饮弹自尽。事件震动中美两国。

    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科学家，为何会做出极端的暴行？卢刚自述，他的指导教授故意阻挠他毕业、求职、发表论文，甚至当众羞辱他；另两位教授也因偏袒其他研究生而对他多加指责；校方对他的投诉置之不理，甚至合谋孤立他——而这一切，又与他的同胞山林华有密切关系。

    事前，卢刚留下一封公开信：“身为物理学家，我相信物质、精神、运动等永恒性。纵使我血肉之身体逝去，我的精神仍是永恒，我将以量子跳跃式进入世界的另一角。我已经达到自己在这里的目的——化非为是。我为自己在此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对马上来到的远程更是充满信心。再见吧，我的朋友！或许我们能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重逢。”

    惨案发生后，华人媒体有大量评论，其中许多指责卢刚冷漠、傲慢、自我中心，也有一些舆论为他辩护。而仅仅三天后，罹难的艾奥瓦大学副校长安·柯莱瑞博士的两位兄弟致信卢刚家人，信中说道，“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了要分担你们的哀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时刻，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这时会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

    超越生死的宽容与爱，读来感人，几乎有撼动顽石、融化坚冰的力量啊！

    基督教社会的这种宽恕与博爱，是少见于东方社会的。虽然孔夫子提倡恕道，但他强调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告统治者“容众”、“宽和”。而当子路问他是否应该以德报怨的时候，孔子回答：以德报怨，那你何以报德？不如以直报直，以德报德。显然，与柯莱瑞兄弟信中的精神不是一回事。

    不过，毕竟宗教和文化都是极其复杂的社会机制，如果因此得出基督教教义就是宽恕与博爱，或者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教人向善的结论，甚至于说一个人有信仰，就意味着道德纯洁、意志坚强、严谨自律、待人友善、精神乐观、家庭美满等等预设，则会失之简单，落入公式化思维的陷阱。

    即便是以实用主义自诩的宗教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也认为宗教与德行无关，宗教说到底是神秘主义，相信某种超越于尘世经验的存在，并相信人的终极福祉在于与这个超越的存在达成和谐。超信仰可以帮助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和美好，但它是无法被实践证实的。

    人不可能简单地求助于信仰或知识，就能获得解决方案，更多时候，只能独自承受人生的困惑，在人性的波涛中挣扎浮沉，最后还是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为何？

    2002年２月２７日，汪建的好友、华人科学家黄谷扬枪杀俄裔女科学家坦雅·霍兹玛雅，随后又自杀。消息很快传遍美国和华人世界。

    在中国人看来，黄谷扬走了一条典型的“天之骄子”路线：1981年，以上海市第11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遗传系，又在上海交大读完硕士，随后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进入华盛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主任胡德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担任过课题组负责人。

    黄谷扬的夫人是他在复旦的同班同学，一家生活“十分美满”。他平时热爱文学、历史，喜欢读黄仁宇的作品，用心研究美国宪法，“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他热情，坦率，在留学生圈子里有很高知名度。

    人们疑惑：黄谷扬杀人又自杀的动机何在？

    最多说法认为这与8个月之前，黄谷扬从PPD公司分子生物研究部主任位置上被开除有关。决定开除他的人是霍兹玛雅，理由是他一直保留着1998年以来在中国华大基因中心的副主任兼职。而且，作为文化边缘人和高科技前沿的研究者，黄谷扬生活于巨大工作压力下，一年前曾经得过抑郁症，看过心理医生，并大量服药。

    就在悲剧发生之前几个月，汪建的夫人接到黄夫人电话：妻子提出要离婚，黄谷扬心理这一关过不去，竟然就买了一把枪！

    几个好友一合计，把枪的扳机拆下来扔了，再买再扔，最后他又买了一支藏起来。

    2002年春节，汪建追到美国黄谷扬家里，和他聊天，劝解。

    可就在汪建刚从美国回来后的第四天，黄谷扬拿上枪跟着送比萨饼的人，把霍兹玛雅杀死于家门口。又到海滩的跑步道上，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天前的一个下午，他和汪建就站在那个地方长聊了六个小时：怎么克服抑郁症，怎么克服眼前的困难，走出心灵的困境……

    自杀前，黄谷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你们可以骂我，但这是我的选择，我心里非常平静，祝愿华大走好……

    后来汪建到上海参加追思会，黄谷扬父亲说了三句话，时间过去六年，汪建至今还记得：

    “我想不明白三件事。第一，我是一个抗美援朝老战士，不明白我儿子、女儿、儿媳妇、孙女怎么全变成美国人了。第二，上海市生物竞赛，黄谷扬是第一名。高考，黄谷扬是全上海第十一名，他在微观世界的研究是那么得心应手，怎么在生活中就搞得一团糟？第三，杀谁，你也别杀那个无辜的俄罗斯女人啊！”

    纯朴的语言，生命的悲歌，闻之令人泪下。

    人世有善恶，生命有悲欢，无论人类文明如何演变、物质技术怎样发展，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可以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人为造成的恶，但以人类在自然宇宙间的渺小，以我们每个人自身生命的偶然和渺小，我们终须用自己有限的肉体生命承受苦痛，学会宽恕，学会感恩。

    （本文摘自《灵魂的台阶》，王石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