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1967年10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与乌拉圭青年维森特·罗维塔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每每回忆起这一刻，已经古稀之年的罗维塔都称其为“一生中最受感动的时刻”。
位于南美洲东南部的乌拉圭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这位普通的乌拉圭青年是怎样和中国有这样深刻的渊源的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同年12月1日，负责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的国际书店就成立了。在当时工作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国际书店的员工们历经艰难逐渐在南美大陆发展了一批“左派”同业，使他们在当地代理发行中国的图书和期刊。
1953年，国际书店与乌拉圭共产党主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Ediciones Pueblos Unidos）建立了联系。随后，在乌拉圭开始发行西班牙文版的书刊《北京》画册（1954年9月，外文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12月，外文出版社）等，还有毛泽东著作以及一些介绍中国政治和国情的英文版出版物。当时年轻的维森特·罗维塔还是一个普通的乌共党员。1955年，罗维塔开始独立创办乌拉圭新生书店（Nativa Libros），1960年开始与国际书店建立业务往来。
当时的绝大部分乌拉圭人对遥远东方的中国知之甚少，最初中国在乌拉圭发行的书刊很有限。在1949—1954年间，中国的西班牙文读物只有一些毛泽东著作、政治文件汇编和风光明信片等。经过细致的工作，中国图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风格开始被普通的乌拉圭人接受。
1954年之后，受普通西班牙语读者欢迎的中国文学、画册以及幼儿读物开始大量出版。如1958年出版的连环画《西厢记》（王叔晖绘）、《秦香莲》（钱笑呆绘）、1959年出版的彩色儿童连环画《懒姑娘的幻想》（韩伍绘）。还有一些低幼画册，如1958年出版的《金斧头》（李天心）、《梅花朵朵》（杨先让）、《美丽的树叶》（肖淑芳）等。这些由外文出版社在1954—1960年前后出版的中国西班牙文读物，目前无法统计出发行到乌拉圭的具体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读物的60%以上都发行到了拉美大陆。这些读物很好地展现了新中国的变化，从普通人的生活情况到自然风光，从具有浓厚东方道德观、价值观的幼儿读物到中国传统武术、针灸等书刊，都在拉美大陆扎下了根。
这些书刊里展现的中国强烈地吸引着维森特·罗维塔。他说：“同一切受中国革命伟大史诗影响的许多拉美劳动者一样，我们总想，有一天也能亲临中国看看那里的新生事物。这种想法早在我们通过发行书刊，向乌拉圭及其邻国介绍中国伟大成就之时就有了。”
1966年罗维塔取道欧洲途经莫斯科辗转到了北京。中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第一次到中国，时值冬末春初，落在街道和公园的雪花瞬时消失。我们开始了极不寻常的经历。在结束紧张的业务会谈之后，我们参观了这个辽阔国家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上海、武汉等大工业城市，以及农村人民公社。我这个国际友人，到处受到热情接待，人们向我献花，让我观看当地民间歌舞团演出的精彩文艺节目，我不仅深受感动，也非常欢快。我是第一个通过书刊交流，使中乌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乌拉圭人。这种书刊交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起着重大作用。我们的任务虽微不足道，但对乌中两国人民有利”。当时罗维塔的参观路线中有工厂、城市以及人民公社，这是当时中国展现给世界的“政治形象”。
罗维塔的回程更为曲折：因为新中国正受到美国的全面封锁。他只好取道巴基斯坦、埃及、意大利、法国，最后才由欧洲返回乌拉圭。即便这样，罗维塔也没有停下来中国的脚步。
1967年他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访问中，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20年后的1987年，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在参加了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在天安门广场的盛大游行以后，我正在民族饭店休息。10月4日中午，我的西班牙文翻译对我说，要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他没说去那儿。我怎么也没想到，在人民大会堂，我会同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两位伟人握了手，和他们一起交谈并一起照了相。我从未想到过的那次会见，对我来讲非同寻常，致使我至今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词汇来详细地描述。”
正是这次与毛泽东的握手，坚定了维森特·罗维塔从事中国书刊发行事业的决心。尽管遭遇了极大的危险和困难，他也没有放弃这个事业。回国后，乌拉圭反华势力用炸弹炸毁了他的书店。他记述道：“只是因为访问过中国并发行中国书刊，丧心病狂的匪徒们便炸毁了我们的书店。那时我们只得另起炉灶。”
3年后的1971年，罗维塔第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次访问，国际书店安排他参观了遵义会址、抗日圣地延安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上海一大会址。
与第二次出访中国受到攻击一样，第三次从中国回到乌拉圭的罗维塔的办公地址再次被炸。他气愤地写道：“我们刚回到蒙得维的亚，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又把我们的办公地点炸毁。我们从事发行中国出版物和向中国提供乌拉圭及拉美其他国家的各种书刊这一工作惹恼了一些人，他们竟然对我们采取了罪恶的行动”。罗维塔“并没有被吓倒，在扫掉破碎玻璃，修理了店铺、橱窗和书架之后又开张了”，但接着是1973年乌拉圭军人发动政变，罗维塔不得不逃亡国外。
1975年7月初， 罗维塔第四次来到中国，与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家人。罗维塔在中国一呆就是11年。在中国的这段日子里，他成为中国书刊对外发行传播事业的一分子，任《北京周报》西班牙文部的专家，他的妻子在西班牙文图书组当专家，孩子们在中国读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
11年时间使罗维塔的心与中国贴得更为紧密，他不仅在思想追求方面与中国一致，在生活、文化习惯方面也全身心地体验着中国社会。他写道：“我和妻子去工作，儿女去学习。这段时间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风俗习惯，文化甚至和其他方面与以前都有些不同的社会里。居住、饮食、甚至西餐的做法，工作和休息都有些变化。工资、医疗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有些不同。我们和中国同事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是在工作中结成的。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从政治、经济到日常生活都涉及到了，不仅谈问题，也谈其解决方法。……我们长期居留在中国受益匪浅，同时也怀念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经历了各种巨大的变革，认识了为了改善生活而奋斗的人民；了解了他们的痛苦、困难和失误。我们和中国同事们同甘共苦。”
1984年乌拉圭军政府倒台，国家恢复了民主宪政体制，形势大为好转。1986年3月，罗维塔得以重新回国。回到乌拉圭的他重操旧业：在首都蒙得维的亚租下一间办公室，专门发行中国书刊，成为中国书刊在乌拉圭最为倚重的发行渠道。
由于与中国建立的深厚友谊，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书刊发行活动比之过去更加广泛和深入。除了在蒙得维的亚设有办公室，在主要大书店展出中国出版物之外，他还在乌拉圭内地城市桑杜和里维拉城各建了一个书店，传播中国出版物，并成为当时乌拉圭共和国大学的注册图书供货商之一。他在乌拉圭较有影响的报刊刊登中国书刊的宣传广告，介绍中国期刊，发展订户等等。在乌拉圭的政界、新闻界、文化界广泛散发《中国一瞥》等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学等的宣传小册子，使乌拉圭社会及时了解到已经步入改革开放的新世纪中国发展变化情况。
1987年、1988年、1989年他连续三年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名义参加乌拉圭书展，做了承租展台、到海关提取货物、保存展卖品等大量工作。有时为了节省开支，他只雇一个在待人接物方面比较有经验的女职员，连他的妻子也在中国展台帮忙。在1988年的书展开幕式上，他还以中国名义赠送乌拉圭总统一本当时由外文出版社与美国时代明镜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国文物》画册。并在书展期间，举办了向乌拉圭教育系统主办的全国书局的赠书活动，赠送中国图书68种340册。中国驻乌拉圭大使、参赞以及乌拉圭全国书局局长、蒙得维的亚市以及乌拉圭内地城市儿童图书馆馆长都来参加，当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给予了广泛报道，这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书刊在乌拉圭的影响面。
罗维塔总结道：“今天和60年代初期开始所做的工作一样，仍然是为了中乌两国人民有真正的了解和友谊…现在，一切事情与40年前不同。任何人都不能无视中国。她正在建设具有其自己特色的新制度……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虽和中国有长期的关系，但还是不能说，对这个辽阔的国家了解很多，因此，希望我们未来的关系更加密切，通过文化交流，两国人民更加互相了解，增进友谊。”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