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记

    紫禁城是一个巨大的空间的存在。它以巨大体量，表明皇权对于天下的绝对占有。一个人，无论有着怎样的传奇履历，一旦进入紫禁城，就像一粒尘埃飘进沙漠，变得无足轻重，必须听从于宫殿在空间上的调遣——他的行走坐卧，必须遵守空间的法则；只有皇帝相反，因为只有他才是宫殿的主人，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现在任何场合，太和殿上的那把龙椅，使他成为所有视线的焦点，而不至于被巨大的空间所湮没。当人们在巨大的宫殿中迷失自我，皇帝却在至高点上保持着清醒——中国皇帝曾经有在迷宫中央的台亭上观看宫女在迷宫中奔走往复的雅兴，这恰到好处地隐喻了帝王与臣民通过建筑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帝王通过宫殿，占有并操纵着所有人的身体。这正是宫殿的主题，是帝国专制的政治要求，中国皇帝以超乎寻常的建筑理念表明他对帝国统治的坚固信心。

    广袤的紫禁城与圆明园曲折的迷宫具有某种一致性，即：它们用石头般坚硬的语言确定了权力对人的绝对占有。早在古典时代，权力就已经把身体当作自己的对象和目标。于是，它以各种方式，完成对身体的管束和征用。帝国的仪式，便是其中一种方式。而宫殿，则是安放仪式的器皿。没有宫殿，所有的礼仪都将丧失它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福柯将它称为“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它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紫禁城通过对他人身体的征用与控制，建立了一种权力的模板，并在帝国的范围内，通过级别不同的建筑得以贯彻和执行。

    宫殿是帝王权力和野心的纪念碑。早在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在他著名的慕尼黑啤酒馆演说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建筑是一个国家权力和实力的重要象征，伟大的德国必须要有伟大的建筑与之相应。”“我们拥有新的意识形态和对政治权力的不懈追求，我们必将创造我们自己的建筑史书。”希特勒上台后，他的建筑野心在第三帝国的疆域内得以充分的施展，成为他疯狂事业的一部分，他和他宠爱的建筑师们，准备在柏林原市中心的西边，重新建设一个新的中心，一个以“日耳曼尼亚”命名的世界首都，一个由希特勒的元首府、戈林的元帅府、一系列纪念碑、政府部门和商业中心组成的超大都城，其中的圆顶大会堂主体高达1000英尺，能一次容纳18万人，而那一系列“胜利纪念碑”，在“胜利”还遥不可及的时候，就已经迫不及待设计完成，强化着纳粹的权威和不可战胜的光环。他们的新柏林计划如此庞大、如此威势逼人，在评论家的眼中，俨然“一个邪恶狂热的白日梦”。与它相比，伦敦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官邸，实在是不值一提，它只是一处平易的乔治式连幢屋，居住其中的英国首相，与一位普通的公职人员没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没有安全感的独裁者才会建造像贝希特斯加登一样庸俗的东西，或者是需要威尼斯宫巨大的文艺复兴厅来壮胆——这个文艺复兴厅一度是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办公室。

    帕金森发现，存在着一个“办公大楼法则”，那些依托于壮丽、豪华的办公大楼的机构或组织，存活时间都十分有限，包括：凡尔赛宫、布伦海姆宫、白金汉宫、英国殖民部办公大楼、国际联盟大厦等，其中有些组织，在他们纪念碑性的大厦落成之后没有多久，就无疾而终。相反，那些在简陋房屋里办公的组织，却更能得到时间的认可。其原因并不复杂，形象工程不仅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而且很容易转移一个组织的目标。他们企图通过建筑物表达他们对永恒、不朽的期许，以抵抗流逝的时间，却适得其反，他们得到的，恰恰是时间的否决。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来自秦代，秦始皇以营造长城、阿房宫、秦皇陵等超大型建筑的方式，耗尽了自身的生命能量。自秦以后，除了清代继承了前朝的宫殿以外，各个朝代几乎都会另起炉灶，重新营建自己的宫殿，作为自己王朝强盛的象征，这使那些宫殿无论多么宏伟都如昙花般一闪即逝，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可一世的宫殿内部，已经暗藏了对这个王朝的咒语。

    紫禁城的巨大，使我们至今难于从整体上把握紫禁城，它以支离破碎的形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表述中。我们得到的，充其量是被表述的紫禁城，是作为碎片的紫禁城，而永远不可能是紫禁城本身。紫禁城拒绝，并嘲笑一切表述。所以对我们来说，紫禁城更像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只有它的碎片是真实的，就像帝国里的臣民，在各自的位置上，感受到帝国给予他们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