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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1月05日 星期三

    别样视角看孙郁

    凸 凹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1月05日   10 版)

        一

        阅读的妙处,妙就妙在心里感到好,却无法言说。一些好句子,一旦读到,立刻就意乱情迷,恨不己出。

        譬如读孙郁的《文人的左右·林徽因点滴》,一句“寂寞地生活着,无言胜于有言”,感到他真会写,化繁为简,一如一指禅,抬手之间,已把魂魄点定了。

        由此,又联想到许多奇崛的句子——

        譬如张枣的“椅子坐进冬天”,柏桦的“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陈戎的 “我向往纯净的生活,却总是被琐屑打扰”,王旭烽的“我等待,生活却沉默了”,以及苏珊桑塔格的“自己待着,无人来烦”。

        把这些句子连缀起来,正是作家、诗人、思想者的生命特征和精神方式的意象所在,心领神会之意味,是胜过一部专书的。

        或可以说,文章之胜,往往不在于首尾的呼应、结构的完整和内容的宏富,而在于有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句子。

        二

        鲁迅的书,最初都印得少,好像《呐喊》与《彷徨》仅有千八百册,却流布到时间深处,呈漫漫汤汤之势。其一,好文字是灵异之鸟,有坚韧的翅膀,即便孤零,也能飞得远。其二,好文章是一枚鸽哨,孤身起飞之后,泠泠的发音,会招来追随者,物类相聚,阵势就壮阔了。而且会被追随者不停地“转述”,“衍发”出意义之外的意义。作为友人的许寿裳阐述鲁迅是不奇怪的,而冀中的孙犁,也不停地油印关于鲁迅的小册子,所蕴含的情韵就不一样了。所以,孙犁的文字虽章法上得益于明清笔记,间杂野史平话的余绪,但气脉和风骨都是鲁迅的。如果只有他早期的村妇之美,而没有他后期“劫后文录”中的春秋之笔、锥心之论,他就单薄了。

        “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电震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野味读书》)所以,孙犁的晚年,文字之妙,出自他“抉心自食”的孤独之境,这一点,庶与鲁迅同。用孙郁的话说,“远离闹市,拒绝市侩,常说些逆耳之言,然而又不盛气凌人,自对寒窗,苦心自省,是很有鲁迅风采的。”(孙郁:《文人的左右·孙犁:寂寞的碑文》)

        静心想来,读书读到最后,最堪品味的,是文字背后写作者的心境。

        三

        关于读书的文字,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文艺批评,一种是读书随笔。文章在批评家那里,一如俎上之肉,是为了砍的。庖丁解牛,妙在他是沿着牛的筋络走刃,解构之下,以物为上,透着尊重。而批评家的刀笔,依据的是他个人的理念,适者是,逆者非,真正的是非于他是不顾的。大卸八块,发泄的是个人的快意恩仇。由于不尊重书,那些批评文字,往往言不及物,高蹈之下,是游移,傥论之下是空洞。而读书随笔,立意在读,读出书中的生命体验、情感温度,以资受用。写作者所持的是平常之心,进入书的内部,悉心品味,凭心而论。文字底色,温润可感,朴实通透,所传递的是心灵的消息、人生实况。所以,与文艺批评的大刀阔斧相比,读书随笔虽无刀光剑影,反倒能切中文章的要害与本质的脉络,让人心悦诚服。系无刃之刃也!

        读孙郁的读书随笔集《文人的左右》,这种认识,就更加确定了。

        譬如他评价刘恒,便采取了“进入”的路径,先感受其人,再揣摩其文,于驳杂处,看到纯色,且下笔至简,娓娓道来,一个不好理解的刘恒就很好理解了。“刘恒苦苦地寻找着人的生命与周围世界不和谐的根源,在一种深切的体验和懵懂里,进入到神奇的、甚至是宿命的状态之中。”因而他的作品,总体上所表达的是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行为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于是他进入到鲁迅式的精神主题里,存在与消亡,实有与虚妄,意义与空无,在他那里成了永恒的话题。”综观批评界对刘恒的评价,这样通透的论说是绝无仅有的,颇有笔致心随的味道。

        四

        中国的文论,批评都是给无名者的。遇到名家、尊者,批评就变成了“鉴赏”。即便是名家之间的比较,也只有呈现特点,而不断言优劣,更遑论藏否。这就造成了文坛的迷信和不公,同时也减弱了批评的话语重量。

        这或许与国人的生活哲学有关。民间的智者总是训育后生要会讲话,对有身份地位的人,最好不轻易置词,实在躲闪不过,也只能讲其特点,绝不讲其优缺点。为什么连优点也不说出?为的是不把对方的对手变成自己的对手,使自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而进退有据,优哉游哉。

        所以批评文字,在貌似公允的背后,有很深的世俗况味。

        即便是孙郁这样智性勃郁的论者,也不能免俗。

        譬如他比较知堂和废名、汪曾祺与林斤澜,虽论断周匝深切,有老吏判狱般的准确,但一论伯仲,也是躲闪的态度,化心底风云,为一派儒雅。

        以汪曾祺和林斤澜的比较为例,孙郁说道——

        汪曾祺在无章法中显出章法,林斤澜在有章法中打乱了章法。

        汪曾祺写的是对生活的认识,而林斤澜与其说是对生活的认识,不如说是对表达生活的方式的一种玩味。

        汪曾祺以常态的方式写人性,以无序写有序,而林斤澜以变形的方式写人性,以无序写无序。

        孙先生说得真好,句句都是法眼穿云后的透辟,均点到了穴处,令人拍案而起,叹为观止。

        然而拍案之后,是遗憾,因为他不仅不“决断”,而且还有意地暧昧下去——“虽气韵不同,境界不同,但二者均解放了短篇小说的问题,将新、奇、特引入作品……对文坛的变革,而人的劳动,实在可敬可叹。”

        可敬可叹也是对的,但偏爱究竟的我等,还是不禁要问,难道二老之间就真的没有高下之分?

        废书三日之后,已消了不平之气,再次阅读那些文字,反而笑出声来——因为如果换个角度看,不臧否处,正有臧否,不分高下之所,高下已经自在了。

        或许这正是孙先生的用心所在。他满面春风,仁心温厚,不怕被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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