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

    转眼元旦已过。王干卿迈入古稀之年。

    老先生圆脸，额顶发稀，两鬓斑白，眼睛不大，眼角下垂，鼻子很大，笑起来很像丁聪为萧乾画的漫画。萧乾是他非常喜欢的翻译家。王干卿也是外文翻译，退休前，他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翻译了半辈子意大利语。

    1973年1月，意大利外交部长朱塞佩·梅迪奇访华，王干卿被紧急借调到外交部，跟几位同志一起给周恩来总理担任翻译，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也就是在那次会面中，意大利《时代》周刊的记者焦尔乔·洛迪利用偷带的相机，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为世人留下了那幅经典照片——《沉思中的周恩来》。

    更多人开始知晓王干卿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曾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的主任，也不是因为他曾给周总理当过陪同翻译，而是因为2009年年中他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及著名作家刘心武之间那场著作权官司。

    2009年3月25日，王干卿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刘心武担任主编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丛书中，《爱的教育》一书“绝大部分内容”是从他的译作中“直接照搬、抄袭”的，此行为“严重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为由，将两者诉至法院。名人扯上官司，素为媒体所喜追逐，更何况开庭前夕，刘心武主动向媒体叫冤：自己不曾跟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签署过任何同意担任这套书主编的文件，此番被告上法庭，实属“被人欺瞒侵害”。刘心武即由被告转为原告，起诉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侵犯自己的姓名权、肖像权和名誉权。这一戏剧性的转折让两桩官司得到广泛报道。王干卿竟因此成名于“乱事”之间。

    前一起官司以王干卿与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达成和解告终，后者承认在出书时未经王干卿允许，“参考使用”了其译作的部分译文并道歉，赔偿5万元。后一桩官司刘心武胜诉。属于王干卿的热闹只是一时的，没多少人知道他为翻译《爱的教育》付出了多少艰辛，更少有人知道，若干年来，为维护自己的著作权，已步入人生晚年的他在打着怎样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血泪凝成的“爱”之书

    《爱的教育》是意大利作家埃迪蒙多·德·阿米琪斯（Edmondo De Amicis）用了整整8年时间为全世界留下的一部传世佳作。

    133年前，32岁的阿米琪斯开始动笔创作一部写给儿童看的书，在此之前，这位经历了意大利第三次独立战争的步兵军官曾经写出过《军事生活》文集以及一些游记作品，为自己在文坛赢得了小小的声誉。但在他看来，这些过往的写作显然无法与他正在构思中的作品相提并论：“长期以来，我的脑海始终萦绕着一部新书的蓝图。为了它，我辗转反侧，寝食不安，甚至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我要集中自己的全部智慧写好这部内容新颖别致，情节跌宕起伏，水准定能超过其他作品的书。我创作的欲火业已熊熊燃烧，在我的血液中已感到它的躁动，这是我二十年心血的结晶，是三十年理智的内心独白。凡是读这部书的人将都无法抗拒它的魅力，它是无可争论的教科书，它所饱含的教益、慰藉和激荡的胸怀无不使所有的人留下动情的眼泪……”

    在作家的构划中，这部日记体的儿童小说，将从一个叫恩利科的四年级小学生的视角，展现他在一学年里的故事。作家希望通过一件件平凡、细微的事情，娓娓记叙师生之情、父子之爱，同学、朋友之谊，展示人性的善良与纯洁，讴歌爱祖国、爱社会的精神。然而这部以“爱”为主题的作品，却让作家本人陷入“失爱”的苦境——为了排除家庭干扰，专心写作，阿米琪斯决定离家出走住进旅馆，并东躲西藏，不断变换住处。妻子怀疑他在外面寻花问柳，对他由误解发展到怨恨，最终离开了他。长子弗里奥承受不了这一家庭悲剧，精神世界彻底崩溃，年仅22岁就自杀身亡。舆论如一股股浊水向作家猛袭而来，说他既不是好丈夫也不是好父亲，指责他在书中教别人学会爱，自己却不爱任何人……1886年，《cuore》（《爱的教育》意文原名，中文直译当为“心”或“真心”）问世，立即轰动了当时的意大利文坛。出版的头两个月，便再版四十余次。1913年，作品发行量已达一百多万册，对于当时只有三千万人口的意大利来说，不能不算个奇迹。迄今《爱的教育》仅在意大利就印行一百多版，行销千万册，成为意大利无数家庭引导孩子正直向善的心灵读本，并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国界的限制，被译成数百种文字和方言，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

    但是作家本人却未从丧子之痛中走出，与作品行世后的巨大风光相比，阿米琪斯始终萎靡不振，终因悲痛过度，心情长期抑郁，染疾在身，于1908年春猝然离世，走完62年的坎坷人生。

    1986年，也就是《爱的教育》发表整整100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该书正式列入《世界各国青少年必读系列丛书》之中。1994年，该书又被列入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奖——“国际安徒生奖”《青少年必读书目》之中，阿米琪斯在天之灵，或可得慰。

    12年翻译一部书

    王干卿1960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专攻意大利语，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工作。对外宣传之余，因为兴趣使然，他还喜欢研究与意大利文化有关的一切，并将一些意大利文的东西翻译成中文。在这个过程中，他越发感觉到，拥有悠久的古罗马文明、又是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有太多的好东西还没被介绍到中国来，尤其是儿童文学方面，遗珠更多。

    1985年初，王干卿受派赴意大利罗马大学进修两年。求学期间，导师建议他精读原文名著，获悉他偏爱儿童文学，便推荐了意大利的十大文学名著，其中就有《爱的教育》。尽管此前早就知晓此书，但能在其诞生地读到原文版，自然别有一番感受。王干卿为阿米琪斯笔下生动的故事情节，充满儿童情趣的幽默语言和19世纪意大利引人入胜的习俗风尚所吸引，而作品展示的孩子们对祖国和人民，对父母和兄弟姐妹，对老师和同学的深情厚谊的爱，更是深深打动了他。他专程跑到阿米琪斯的故乡——利古里亚西海岸的奥纳利亚镇（该镇于1923年跟一箭之遥的另一港口镇茂屋里齐奥合并为如今的因佩里亚市），参观由因佩里亚市政府举办的“德·阿米琪斯生平事迹和遗物展览”。展厅里陈列的作者部分手稿，以及复原的作者生前的私人书房、用过的文具和遗物，张贴的由《爱的教育》改编成电影的剧照，都让他感觉到了作者更多的气息。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干卿结识了意大利银行家阿伍列里奥·亚德瓦达。当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先生得知来自遥远中国的王干卿对本国儿童文学抱有浓厚兴趣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童年阅读过，后又被一双儿女阅读过，珍藏了多年并由阿米琪斯的次子吴戈亲笔签名的《爱的教育》赠送给他。这份重托之谊让王干卿心旌摇荡，他决意将《爱的教育》直接从意大利文翻成中文。

    王干卿反复精读《爱的教育》，每隔三个月就与导师讨论心得、分析人物、请教疑难，后又特意去了一次阿米琪斯的故乡，了解作者本人的情况、当地当时的风土人情以及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等。导师赞扬说：“我教过这么多留学生，你读书的劲头，最大。”

    1986年底，王干卿回国。开始动手翻译《爱的教育》。

    作品创作于100多年前，有些语言即使在意大利今天也已不再使用，今人读起来难免吃力，真正译起来就更不容易。书中有些说法在工具书上也查不到，王干卿不仅向同行请教，也向意大利人请教，从国内问到国外。那个时候的他已开始担任部门的领导，在那个年代，“以身作则”还是当领导的本分，除了每天需要翻译大量的文件和应付繁琐的行政工作外，还要主持对外广播节目，繁重的工作让他只能在回家后才有时间查阅资料和翻译作品。

    阿米琪斯创作《爱的教育》时，曾经向母亲倾诉：“我犯了职业狂热病，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没有丝毫睡意。要是我真的睡着了，那就是梦见了这本书。”相隔百年之后，相距万里之外，又一位为书痴迷的译者“犯了职业狂热病”。工作之外的王干卿一心扑在翻译上，两个儿子正是不让人省心的年纪，家里的一切生活事务，只能由妻子陈莉独力承担。直到今天，老伴仍不时抱怨：“我感觉几乎没怎么跟他在一起过，家里好像从来就没这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冲他大声嚷嚷，可是王干卿充耳不闻，依旧埋头译书。一年春节，岳母专程来看望他们，结果为赶进度，王干卿始终闷在房间里译书，几天时间只跟老人打了一声招呼。“这是我这辈子最感愧疚的事情。”多年以后，王干卿第一次说出这句话，一直耿耿于怀的妻子才渐渐释然。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12个年头，直到1998年5月，王译近21万字的《爱的教育》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译书的最后几年，身体已频频向王干卿敲警钟，开始他没太在意，到后来严重到走两步路都得站下休息，亲人们都劝他住院，他却只靠药物维持，一直强撑到译稿交讫，才第一次去医院做系统检查，大夫很严肃地责备他，说你这种情况早就应该来做手术，你的心脏血管都堵了80%了！一般病人堵50%就得动手术，搭支架。你这情况，说不好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心肌梗塞，人就不行了！这些话让妻子、孩子后怕得不行，从此严厉监督他的作息。

    《爱的教育》在中国

    根据老“书虫”龚明德的考证，《爱的教育》最早被引入中国是在1909年。这年2月，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上开始连载的《馨儿就学记》，就是著名的报人、小说家包天笑从日文版《爱的教育》转译（选译原书约一半内容）得来的——书中小主人公“馨儿”是借用了他早夭之子“可馨”的名字。190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馨儿就学记》单行本，到1948年，单行本已印至第18版，发行量高达几十万册。1923年，著名文学家、语文学家夏丏尊读到了日译本《爱的教育》，又参照英译本，较为忠实地翻译出全书，取名作《爱的教育》（龚明德称之为“第一个真正的中译本”），从此，这个书名就在我国固定下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几家小书店也出了各自的译本，但影响都没有夏丏尊的译本大。新中国成立后，夏译本一度停印。进入90年代后，伴随着大众图书市场的觉醒，《爱的教育》再度风行，前前后后几十种版本相继出版，发行量难以统计。这些版本中，多数都是据夏译本翻印或改写而来的。王干卿译的《爱的教育》，则是内地第一本从意大利原文译过来的中译本。

    内地之外，台湾也出版有十几种译本的《爱的教育》。

    花甲开始打官司

    王译《爱的教育》出版仅仅三个月后，就因其“在中国传播了意大利文化”，并“因译本的优美传神”而荣获了意大利驻华使馆颁发的意大利政府文化奖。此后，该书多次被教育部、团中央以及各地评选为中小学最佳课外读物。

    2001年，该书被教育部指定为中小学语文新课标课外阅读书目之一。王干卿在这一年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也从国际广播电台退休。两个孩子已长大成人，都很有出息，老大也进了国际广播电台工作，老二干脆留学后留在了意大利。老伴终于遂了心愿，一有机会就拉着王干卿去各地旅游。幸福的生活仿佛迟到的春天，虽晚到也不乏生机盎然。

    王干卿是个较真的人，译作已出版，获评也不错，他却仍在不断地反思和检查自己的翻译。有些地方经过时间的沉淀，现在又有了新的理解，他就拿着请朋友、专家们提意见，只要是对的，他会欣然接受，立即修正。人文社版王译《爱的教育》再版6次，每一版都跟前一版不同。尽管改动不大，但每次再版都有改进。不夸张地说，《爱的教育》已经成了王干卿生命的一部分。平日没事的时候，他喜欢去离家不远的北京图书大厦转转，他愿意留意和搜寻一切跟这本书有关的信息，包括作者的新闻，其他出版社出的不同版本等等。他乐得陪老伴旅游，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外地可以找到更多的不同版本的《爱的教育》。然而这些下意识的寻访打乱了他晚年的心境，因为他发现，《爱的教育》多种版本同呈市场的表面繁荣之下，掩盖的是猖獗的抄袭甚至是盗版行径。不但夏丏尊先生的译本多遭篡改和剽窃，他本人也成了受害者。尤其令他无法接受的是，侵权书大多因成本低廉定成低价，劣币驱逐良币，那些经过认真翻译编校的品种，反而只能躺在书店柜台的最下面，乏人问津。

    有困难找组织是他这个岁数的人的第一反应。2003年年中，王干卿拿着最早发现的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侵权本找到人文社，社方说，要维权！并推荐本社法律顾问作他的律师，责成版权部的同志跟他一起打官司。诉状交到北京市一中院后，被告表示愿意和解，经律师协调，双方达成和解，最终被告方承认侵权，赔付王干卿三万元、人文社一万元。

    这是王干卿生平第一场官司。也是出版社出面“协同作战”的惟一一次。

    半年后，哈尔滨出版社出版了“注音版”《爱的教育》，王干卿做过仔细比对，这个版本，也抄袭了自己的译本，但是他没再追究。

    一个人的“战争”

    王干卿案头上、书柜里摆满了各种版本的《爱的教育》，颇为讽刺的是，这位严肃认真的翻译家搜集的四五十种同名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侵权书、“伪书”、“搭车书”，其中不少，直接抄袭了他的翻译之作。

    凭借十几年来的积累，王干卿一眼就能分辨出哪本“照搬”了夏译本，哪本抄袭了自己的译本。自己的译本，王干卿早就烂熟于心，一些特殊的说法，只有他自己才采用，因此拿到书他只要翻一下那几处，就能断定存不存在抄袭。

    王干卿注意到，最初的侵权本非常容易识别，因为侵权者的生产方式还很“原始”，就是照搬。越到后来，其手段越复杂，不但有用几个不同的译本拼凑出来的，还有刻意改写的。搞到后来，连他都无奈：认真抄倒也罢了，毕竟读者最后看到的，还是正确的内容，但有的“译者”毫无道理地改写原著，简直让人不能忍受。比如王译本一段这样写道：“一位军官（指游击队）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上尉说：‘敌人的炮火依然凶猛，他们（指敌人）打白色横幅命令我们投降’。‘别理他们！’上尉大声说。”而在某版本中，这段译文却被改写成如下的样子：“一个士兵默默地跑来，说敌军依旧猛攻，不如高举白旗投降。”几个字之差，完全颠倒了原意。

    翻译家叶君健先生的夫人苑茵曾说过，“抄袭、盗版真正损害的是翻译家最起码的尊严”。王干卿对此体味很深。

    作为行业外的人士，王干卿一开始并不清楚出版业内通行多年的“潜规则”，发现侵权书，他总会第一时间去找出版此书的出版社，在他的意识里，作为产品的直接生产商，出版社理所应当是惟一的责任方。然而一些出版社的答复让他第一次知道了“书商”这种角色的存在，知道了“买卖书号”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和“成熟”的图书生产方式。出版社往往会振振有辞地说：我们跟书商签订了合同，稿子是他们提供的，有问题去找书商。书商则辩解道：我们跟“译者”和“编译者”订有合同，收到稿子后，就意味着合同的结束，他们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清楚。王干卿还真试着去找过这些“译者”和“编译者”，比如海潮出版社2004年版《爱的教育》的译者马东亮，经他严格考证和查对，这位把意大利开国国王在一本书中译成三个不同名字的译者，根本不可能是他自称的“精通英文和意大利文的著名青年翻译家”，至于其真实身份，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推诿扯皮还算客气的，更加蛮横不讲理的霸道话——“抄你的又怎么样？！”、无赖话——“既然说是抄你的，你去告呀！”，甚至难以入耳的人身攻击，都让年逾花甲、不会与人吵架的老人感觉到深深的侮辱和愤懑。看着握着电话气得说不出话的王干卿，老伴又心疼又着急：“你理他们干嘛？生这些闲气干嘛！”理“他们”干嘛？其实他想要的，只是出版社一个诚恳的认错态度、停止侵权，仅此，而已。

    老先生是个倔脾气，出版方不讲理，他又试着去找书店理论，希望他们停止销售侵权书，去找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诉，在听多了“非常重视”、“认真研究”之后，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只能“一个人去战斗”。

    几年中，新的侵权本不断涌现，王干卿发现，再往前走，自己简直就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是往回退，又能退到哪里呢？事情就在那里摆着，鲠已在喉，不吐不快。打官司！你们越是不尊重一个平凡的老人，我越是要让你们看到这个老人的尊严！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打官司有多难，成本有多高，对于一名年过花甲、动过大手术的老人而言，付出尤其之多。爱较真的性格让他的律师成了最轻松的律师——老先生亲自将正版、侵权版逐字订对，把涉嫌抄袭的部分用彩笔描出，并总结出陈案意见，律师，甚至包括法官所要做的，就很简单了。

    我们这个社会流行着很多糊涂的逻辑，比如，“脸面”要比真正的尊严更重要，等等。一旦诉诸法律，出版社的态度立马180度大转弯，答应道歉，同意赔偿，总编大人也不再居高临下，而是亲自登门拜访，只要不使“出版社的声誉”受损，怎么都好说，他们意识不到，严格把关，为读者出版优质的图书，才是出版社最大的尊严和荣誉。见多了这样的嘴脸，王干卿收获的，不是扬眉吐气的畅快，而是更加无奈的叹息。

    官司就这么一个接一个的打了下去。

    至今，王干卿12“战”，无一败绩。

    “我累了”

    我们这个社会还流行着很多混账的逻辑。比如犯事之徒很少会想到自己咎由自取，而是首先归罪于致其败露的人，认为“如果不是你，我哪会落到这步田地。”7年多的维权过程中，王干卿遭遇的谩骂、骚扰不可计数，最惊险的一次，被揭露的书商径直“打”上门来。2005年临近春节，两个壮年男人先是假惺惺地柔声叫门，要“给王老师送点土特产”，“好好谈一谈”，老伴警觉，没给开门，两人继而连捶带踹，声称“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我知道你儿子叫某某，在某某处上班”，誓要“给老东西点颜色看看”，可怜两位老人隔着门板饱受惊吓，直到故意大声拨打110，邻居房门响动之后，书商才仓皇离去，临行留下狠话：明天再来收拾你！王干卿所居小区“战略地形”有利，最适合瓮中捉鳖，但警方次日布控毫无收获，再次证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色厉内荏的纸老虎。

    这次的遭遇对老伴的震动很大，她坚决地不再支持王干卿维权。大儿子还特意搬回家陪老人住了一段时间。大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倔脾气，每年被催交物业费时，他都希望物业公司提供合理的收费款项使用说明，公布明细，并落实承诺过的服务，但是从未获得过满意的答复与对待。因此，跟许多年轻的业主一样，他也常年在同自己的物业公司进行着拉锯战。当妈的老担心儿子会因此遭到报复，时不常就叨唠两句，要儿子“别置气”，“钱也不多，该交就交了”。儿子却总说，“该交的当然会交，但是不该交的，自然也没必要交”。实际上，多一些这种“较真”的人，社会才有可能越来越规范。

    2008年底，小孙女的降临，给王干卿夫妇带来了巨大的快乐，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更多地退回到家庭，把自己的爱倾注到孙女的身上。

    2009年初，王干卿又遭遇了一次“打击”，尊重老先生的意见，本文中不具体说明，总之变故招致的误解让他百口莫辩。这次之后，他说：我累了……

    爱的教育……

    打过著作权维权官司的最清楚，认定侵权难不说，诉讼成本过高和侵权处罚力度不大，让众多的被侵权人心灰意冷，懒得折腾。也正因为“陪不起”，王干卿若干次同意了被告方的和解协商——不过前提不变：承认侵权，道歉，停止侵权。至少从道义上讲，他从没输过。

    多年下来，王干卿虽赢了历次诉讼，但获赔多不过5万，少则只有几千，与付出的精力和遭逢的艰辛相比，实在不可弥补。这些钱，他多拿来回购自己的译作，无偿赠给一些条件不好的小学。退休后，这种行为从无间断，他家的一个小阳台，就专门辟出来堆放要捐的书。多年后，老伴在一次偶然看到的电视采访节目中，看到他讲述自己童年家境贫寒，求学不易，想多读书而不可得的窘迫，才明白了他的所为。

    夏丏尊先生曾自述是“流着眼泪读完了”《爱的教育》，他认为这不是一般被认为的“儿童读物”，而应该视为成人、儿童都应该阅读的“普通的读物”，他说：“特别地敢介绍给与儿童有直接关系的父母教师们，叫大家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他还说：“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甚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爱情，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当然还不乏“爱”的元素，至于学校教育，比之夏丏尊先生当年的感慨，又有多少改观呢？

    生活中，王干卿是一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你我都曾见过如他一般的老人。甚至如他一般的遭遇，你我也多有耳闻。有关他的故事，写下来，说出去，还能在你的心中有所触动吗？

    一个普通的人，握着清楚的事实，坚持简单的正义，通过正当的手段，追求不过分的结果，却要面对巨大的阻力，经历偌多的波折，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这场“战争”中输了的，仅仅是那12家出版商吗？

    后记

    昨天上午，再一次去到王干卿家，老人说：“我真的累了，我再也不会打官司了。”我们一起在那座比邻南礼士路的普通居室里静默。这是女主人期盼已久的“福音”，我则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写出它。生活就是这样——不是每个故事都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