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自清全集》的得失

    《朱自清全集》十几年前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齐，朱自清生活、思想和感情的世界都鲜明地反映在这里。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第一卷）

    朱自清的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3年10月11日作完）后来收入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踪迹》一书（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这篇美文最初与俞平伯的同题之作（作于1923年8月22日）一起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朱文列第一，俞文列第二，俞文之末有一段跋语云——

    此篇文字在行箧中休息了半年，迟至今日方和诸君相见；因我本和佩弦君有约，故候他文脱稿，方才付印。两篇中所记事迹，似乎稍有些错综，但既非记事的史乘，想读者们不至介意罢。至于把他文放作前面，不依作文之先后为序，也是我的意见：因为他文比较的精细切实，应当使它先见见读者诸君。  

    1924·1·1

    俞平伯将自己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收入《杂拌儿》（1928年8月开明书店版）以及后人将它选入《俞平伯散文选集》（1983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苦雨斋文丛·俞平伯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时，均未收此跋。《朱自清全集》就更不会收入此跋了。但这则短跋其实大有意味：

    第一，此跋具体指出了朱自清下笔矜重不苟，一篇不长的文章磨了很长时间。写得慢自然就写得少。此事颇可玩味深思。

    第二，朱自清此文“精细切实”的路子与俞文的写意笔墨很有些不同，俞平伯诗人气质似乎更重些。

    第三，散文既然是文学创作之一，不免会有所虚构，朱俞二人同游秦淮河，而所记“稍有些错综”，亦即颇有异同，其源盖出于此。

    第四，朱、俞交谊至深，俞先生谦虚得很，绝无一般“文人相轻”的习气。

    编现代作家的全集，固然要全面搜集先前所出的各种单行本，最好还要检核最初发表文章的有关报刊，作出详细的记载；如果有按语、附记之类，亟应用恰当的方式予以著录，这样就能提供更丰富的信息，给予读者更多的方便。

    《人生的一角》（第三卷）

    朱自清最著名的文章自然是他那些精美绝伦的抒情散文，如《背影》、《荷塘月色》等等；其实他也很擅长于议论，他那部以议论为主的随笔集《人生的一角》读起来同样脍炙人口，却较少为读者所知。

    当然这也难怪，这部书是朱自清列入计划而终于没有完成的一部书，从20年代到40年代断断续续地写了八篇，直到1948年春天才和另外十篇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随笔合编为《语文影及其他》，分两辑，前一辑《语文影》，后一辑就是这《人生的一角》。

    《人生的一角》，这个题目取得好。谁不在一角里呆着呢。不过朱自清的谦虚并不在此。他说“我自己只站在‘一角’上冷眼看人生，并不曾跑到人生的中心去”，他还检讨自己的早年作品总有些“玩世的味儿”，言下颇有自承不在中心未免所见者小的意思。他的议论从容不迫，温柔敦厚，读来令人浮躁凌厉之气为之一扫。例如第二篇《论自己》，讲个人之藐小，讲藐小的个人应当努力扩大自己的眼界。如叙家常，如谈心曲。又《论青年》一文批评当时青年当中的不良倾向说：

    他们饱满的精力也许终于只用在自己的物质的改革跟进步上，于是骄奢淫逸无所不为，有利无义，有我无人，中年里原也不缺少这种人，效率都赶不上青年的大。眼光小的还可以有一步路，便是做自了汉，得过且过地活下去；或者更退一步，遇事消极，马马虎虎对付着，一点不认真。中年里这两种也够多的，可是青年时就染上这种习气，未老先衰，不免更教人毛骨悚然。

    这自然是对那个时代（本文作于1944年）青年人痛下针砭，但至今读去亦未尝不如冷水浇背，让人陡然一惊，肃然动容。    

    《经典常谈》（第六卷）

    《经典常谈》一书本来是朱自清为中等以上的教育中进行经典训练而撰写的，“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也就是经史子集四部要籍的简要介绍。儒家经典曾经是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经学长期处于意识形态的中心。现在人们大约没有多少时间读经，与其读专业化得厉害的经学史，不如读这部深入浅出的“常谈”。

    集部的书朱自清采用辞赋、诗、文这样一种三分法，极为英明。辞赋曾经是文学的主体，楚辞和汉赋影响甚大，辞赋的创作几乎贯彻于封建时代的始终，而其中的线索却不大分明；他此书中有很好的概述，很值得注意。关于著名的作家，本书的介绍也非常之得要领，例如陆游，朱自清写道：

    陆游是个爱君爱国的诗人。吴之振《宋诗钞》说他学杜（甫）而能得杜的心。他的诗有两种：一种是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之作，一种是流连光景、清新刻露之作。他作诗也重真率，轻“藻绘”，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他活到八十五岁，诗有万首；最熟于律诗，七言律尤为擅长。——宋人的七言律实在比唐人进步。

    这就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抓住陆游的实质。

    《经典常谈》一书过去有三种本子：四十年代重庆文光书店的单行本、八十年代三联书店的单行本（此后又印行过多次）以及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下册者。现在最容易入手的大约是《全集》本。叶圣陶先生曾经为三联单行本《经典常谈》写过一篇序，分析朱自清这本书的长处，很是到位；该序《全集》本亦已收入，列为附录。

    日记（第九、十卷）

    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日记读起来总是很有兴味的。朱自清的日记包括1924年7月至1948年8月，中间有些残缺，但仍有七十万字之多。朱先生记日记除了用中文之外，还有相当的部分用英文、日文和汉语拼音符号，收在《全集》里的已经全部译成中文，很便于阅读。

    这里内容极其丰富。1933年2月10日记他往燕京大学听伯希和的讲演《在华西方画家》，列举了伯氏所讲的六个要点，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史迹，例如伯氏族说“郎世宁之画，最为煊赫，然至雍乾时即不如早年，高宗往往令郎徇其意作画，西方画风几尽”，就很发人深思。又如1944年2月29日记：“晚听芝生《论风流》的讲演，起于晋人之风流，终于宋儒。风流之条件为玄心、妙赏、情深。大有卫玠‘对叶茫茫’之感。”芝生即冯友兰，他的《论风流》一文稍后发表于《哲学评论》第9卷第3期，其中说风流包括玄心、洞见、妙赏、情深四条。“对叶茫茫”中“叶”当作“此”，《世说新语·言语》：“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感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日记1934年部分中有几则关于钱锺书的记载，很有意思。那时钱刚从清华大学毕业（1933年夏）不久，在上海的私立光华大学教书；而他的未婚妻杨季康（绛）还在清华读研究生，1934年的春天他专诚到北京去看她，于是得以进入朱自清的视界之内。

    《朱自清日记》1934年4月6日：“晚雨僧约饭，有张素痴、中书君、张季康。中书君言必有本，不免掉书袋，然气度自佳。”吴宓（雨僧）是最赏识钱锺书的老师，特别请客吃饭。张荫麟（素痴）本是清华最著名的学生之一，知识面甚广，文章锋芒毕露，这时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执教于清华的历史、哲学两系，亦在被邀之列。在清华高材生中，张、钱齐名，一时并称为“北秀南能”。后来1942年10月不到四十岁的张荫麟病逝于遵义浙江大学，钱锺书赋诗哀悼之，其中有句云“吴先斋头饭，识子当时始”（《槐聚诗存·伤张荫麟》），然则这次聚会乃是他们订交之始。

    “张季康”乃是杨季康之误，此误恐出于《朱自清全集》的误排，而非朱自清笔误。杨绛在清华选修过朱的“散文习作”课，她的一份作业《收脚印》大为朱赏识，推荐到报刊上去发表。后来杨绛将该文编入《杂忆与杂写》（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的“拾遗”部分，并有跋语说：“这是我在朱先生班上的第一篇课卷，承朱先生称许，送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我第一篇发表的写作。留志感念。”这样的学生的姓，朱自清是不会弄错的。“中书君”则是钱锺书当时常常用的笔名。

    这样一个五人饭局，阵容豪华之至，而朱自清只记下了他对钱锺书的印象。“言必有本，不免掉书袋，然气度自佳”——钱锺书一生大约都保持着这样的风格，人们读他的论著也很容易得到同样的印象，而那时钱还没有写出他的代表性著作。 

    4月8日《日记》：“读公超《从印象到评价》，甚清楚。钱锺书《论东坡赋》一文，论宋代精神在理智与批评，尚佳，余亦多恒语，不若其《论中国诗》也。”按《论东坡赋》是指他的英文论文Su Tong Po’s Literary Background and His Prose-Poetry。钱锺书用外文写过若干文章，比较地不甚为人所知。

    6月19日《日记》：“晚与蒋（梦麟）谈钱锺书事，殊未畅所欲言，余说话思想太慢，故总不能恰当也。公超后亦为钱进言，均无效。盖校方不欲加聘新人也。”按这里谈起的当是钱锺书的几位老师想请他回清华大学教书，而此事未得学校当局的同意。我所见过的几种钱锺书传均未涉及此事，而朱的日记却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0月20日《日记》：“郭绍虞来访，给我看一篇他回答钱锺书批评的短文，颇感情用事。我为之删去一些有伤感情的词句。有一点得注意，钱在选择批评的例子时是抱有成见的，这些例子或多或少曲解了作者的本意。”按钱锺书的批评文指《论复古》，载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0月17日，署名“中书君”。郭回答他的短文《谈复古》则载于同一副刊的10月24日。《论复古》一文批评郭绍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重点在于剖析中国文学史上的复古往往是一种革新，是“推倒一个古代而另抬出旁一个古代”，钱先生且进而指出“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个革新定不会十分成功。”这已经不单是论文学了，而确为见道之言。

    日记中更有意义的是朱自清记录了自己的写作情况，如1944年2月5日至13日有关于撰写《谢灵运年谱》以及《谢灵运传》、《南朝谢氏族系表》的记载，而这些文件似未发表，今本《全集》亦未收，日记中的记载实为寻访朱自清集外佚文的重要线索。这一类记载还有一些，很值得注意。

    美中不足的是《全集》本日记已经颇有删节，除了那些“确属个人隐私的一些记载”删掉也未尝不可以外，也有些并不是非删不可的文字东西，例如在1949年王瑶抄本《朱自清日记选录》中的已经录入的某些内容，对于研究问题实属重要材料，大可不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