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衍生品如何不可思议的席卷世界

    金融衍生品究竟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从而造成金融风险失控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危机的爆发，究竟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政府监管做了不该做的事，还是因为压根就没有得到过有效监管？“大而不倒”（大型金融机构成功的逃避了为其市场行为充分负责，逃脱了包括破产在内的市场选择）的尴尬局面，真如一些笃信市场万能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就只是政府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为金融危机和投机者兜底，还是放纵放任有错在前、造成政府和社会无法承受之重，不得不咬牙救市？ 

    英国《金融时报》负责金融市场全球报道的记者吉莲·邰蒂，用她的《疯狂的金钱：摩根的疯狂梦想与金融衍生品的前世今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吉莲·邰蒂聚焦J·P·摩根公司（后合并为摩根大通），介绍了其发明金融衍生品的过程，以及这个全新产品脱离监管缰绳的步伐。 

    1994年，J·P·摩根的一个由杰出投资精英组成的掉期交易团队，开始致力于研制金融衍生品系列产品，包括“信用违约互换”（CDS）、“合成担保债务凭证”（Synthetic CDO），等等。这些产品成为13年后引爆金融风险的炸弹。简单归结起来，一方面，J·P·摩根的团队高估了自己设计的方案的完善性，起初推出金融衍生品是为了让金融系统效益更加良好、运行更为平稳、发挥资产储备的价值，但其应用却起到了与设计原意相反的效果；另一方面，金融产品设计方案不存在发明专利权，金融衍生品被设计出来后，成为华尔街世界乃至全球同行的最爱，加上投资基金和评级机构基于趋利心理而自动解除审查职责，直接导致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叠加放大。此外，各类市场主体，以及扮演智囊角色的经济学家们，常常呼吁放松乃至放弃金融监管，通过舆论和院外游说，成功达成了目的，使监管者在并无确定能力保证衍生品风险自控水平的前提下，放任其席卷业界乃至全球，助推了悲剧形成。 

    《疯狂的金钱》一书的前半部分，描绘了J·P·摩根的高层、掉期交易团队，是如何通过直接游说（如前述，该公司在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拥有强有力的政府关系网络）、院外游说等方式，使监管者相信金融衍生品体系创新的价值、必要性、风险可控性。 

    经常阅读金融投资类图书、报刊的朋友可能会有印象，一些经济学家在为2007-2009年金融危机中投机者、衍生品机制进行辩护时，多次鼓吹衍生品风险的不可知性，意思是说无法预估风险，所以就不能追究衍生品发明者、获利者、过往的鼓励者的责任。真的是这么回事吗？尽管J·P·摩根掉期交易团队的成员至今（当次金融危机之后）仍然同样坚称当初无法判定风险，但就在其开启“潘多拉的盒子”之后不久，就已经有从业者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加拿大皇家银行主席艾伦·泰勒曾指出，金融衍生品正在演变为“可能随时爆炸的定时炸弹，就像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那样”，会威胁全球金融体系；同样，华尔街的传奇人物、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也一直排斥金融衍生品，将之形容为“一群MBA历经26年在个人计算机上推出的金融氢弹”。 

    这些警告没被获利心切的倡导者们听进去，相反，还当成了不合潮流、妨碍精英们大赚其钱的废话，后者们想方设法在公共舆论、政治场合和业界对之屏蔽。接下来，在强大的院外游说力量帮助下，前述警告不但没能发挥效果，就连美国国会1994年就拟定好的4项法案也被束之高阁。1996年8月，美联储接受了J·P·摩根巧舌如簧的游说，终于开口，明确允许银行使用和发展金融衍生品业务。1999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前述法案，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正式变为历史。

    之前也有人在为金融衍生品辩解时提到，金融创新及其过度的危害，在2007年危机来临前很少有人预料到，也没有现实例子。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及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已经活生生的证明，逻辑、数理上和计算机模型中成立的风险评估机制及其收益预期，是靠不住的，金融创新可能带来危险的报复性效应。但教训再一次被业界忽略过去，似乎在向人们说明，伤害不够深，并不足以让鬼迷心窍的财迷停下迈向深渊的脚步。 

    长期享有盛誉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旗帜鲜明反对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带头人，其曾经言之凿凿的发表过大量宣扬衍生品价值的言论，倾向性之明显，就连J·P·摩根的掉期交易团队也是自愧不如的。格林斯潘的“倒戈”，致使美国金融监管部门针对衍生品的又一次努力“胎死腹中”，消息传出，投行界弹冠相庆，经济学家们趁机通过大众媒体向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宣传衍生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当J·P·摩根致力于推动监管放松的同时，他们在金融衍生品上的发明创新，却直接被其他金融企业拿去发展，错失了空前 “发展壮大”的机会。J·P·摩根的效益变得非常糟糕，不得不选择与大通银行合并，组成新的摩根大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合并带来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后果，一是原来的掉期交易团队成员大量辞职，纷纷加盟其他投行等金融机构，使衍生品业务铺开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二是新的摩根大通， 请来了一位深谙衍生品风险的高官，后者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中大展拳脚，他就是杰米·戴蒙。 

    《疯狂的金钱》一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挣脱了监管“缰绳”的衍生品，空前弥漫的情况。在单一级别CDO为雷曼兄弟、花旗集团、贝尔斯登投资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等金融机构及其委托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后，贪婪的牟利冲动驱动银行设计出双层CDO（双层担保债务凭证），也就是“以其他债务凭证担保的债务凭证”，再往后就有三层、多层的CDO…… 

    吉莲·邰蒂以讽刺性的口吻在书中写道，“随着创新步伐的不断加快，信用产品逐渐成为一种金融家都需要努力理解其中奥妙的东西。最终产品和标的资产之间的连接不断复杂化越来越脆弱。银行家们开始变得像柏拉图的故事中的洞中居民——最多只能看到事物的影子，而不是有形的现实……每一位玩家都有自己的模型分析方法”，就连评级分析机构也不例外。 

    当代金融衍生品的发明制造者，摩根大通（J·P·摩根）却因为业务开展情况落后于新加入信用投资业的其他银行，不得不决定退出抵押贷款CDO和CDS业务，杰米·戴蒙在金融危机前对风险的捕捉敏感度也远远高于同行，这正是摩根大通身处危机、与同行相比却拥有更高的灵活度和行动自由的来源。

    21世纪的前7年，美国金融系统曾经遭遇多次危机，包括世贸中心遇袭、安然公司破产、互联网泡沫破灭等，每一次震荡的规模显得可以控制，金融系统都得以迅速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美联储等方面的信心。由此也使美联储听不进去金融危机前对风险规模和可怕前景发表警示的国内外声音。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的欧洲专家曾经公开警告金融过度创新、金融衍生品隐藏的巨大风险，却遭到了美联储官员和美国大批经济学家的反驳、谴责。美联储是国际清算银行的大股东，加之格林斯潘光环效应，自然可以将些许“乌鸦嘴”压制出主流话语外。如今看来，这也是金融衍生品席卷世界过程中，监管当局和经济学界错失的最后一次事中纠偏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