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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终于闭幕了，但是中国馆将续展半年，参观者仍可看到电子版的《清明上河图》和国宝级文物秦陵1号铜车马。读到这样的消息，不免要感叹一番。与19世纪那些伟大的世博会相比，我们能够骄傲地拿出来展示的高科技发明创造还是偏少了，于是考古发现和电子屏幕上的古代绘画成了我们的安慰。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是绚丽的大场面，或许我们的大众美学依然有点排斥“小也是美”（small is beautiful）的观念。既然如此，城市生活中无数真正重要的细节受到忽视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这次世博会能加深我们对自己的习惯和办事方式的认识，并促成一些改变，那何尝不是一种收获？有了踏实细致的作风，即使不办世博会，也会有很多海外人士像19世纪的日本人到维也纳和费城那样到中国来参观取经。
现在大家都知道，陆士谔在乌托邦小说《新中国》（1910）里描写过百年后浦东万国博览会的盛况，书中提及的地下隧道、浦东开发、计划生育和社会主义等等新生事物让今日的读者非常震惊。清末中国一盘散沙，治理程度极其低下，中央政府软弱无力，面对地方势力束手无策。全国很多有识之士求治之心迫切，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希望这个多民族的国家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心，它将协调、节制地方分权势力，统筹兼顾，兴办实业，缩小贫富差别，有效维护社会公正。
世博会与城市化
世博会的历史就是世界城市化的历史。首届世博会于1851年在伦敦开幕的时候，英伦诸岛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这和任何别的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19世纪上半叶，英国经济致力于以城市为基础的制造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大量农业人口离开土地涌向城市。美国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举办过一系列重要的世博会。凑巧的是美国的城市化也大致完成于那个阶段。192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半数，与1851年的英国相似。从人口构成上看，今日中国与1851年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城市的兴起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在各城市推行改革，其中以社区改良运动和市政机构改革最引人瞩目。当时的城市管理存在无数弊端，比如纽约市的坦慕尼社挟民众或民主之威把持纽约市政治，贪婪无道但口若悬河的政客在平民的授权下实行贪污腐败的统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在系列报道《城市的耻辱》(1902-1904)中指出，坦慕尼式的腐败是有群众基础的腐败，“民主式的腐败来自人民的腐败，普通老百姓的腐败。”斯蒂芬斯揭发黑幕，引起极大反响。从此坦慕尼社的势力渐渐萎缩，而纽约的管理也走向正轨。舆论监督和民主化管理在这整个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值得借镜的，市政公务员的良知和服务精神也不可或缺。要真正使城市生活更美好，仅仅强调科技手段或经济效益远远不够。腐败的城市管理最终把城市的发展全部交由市场和房地产商，民众的利益为极少数腐败官员和所谓的“市场力量”把持。如何在城市推行善政，这也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伴随着无数问题。首先，要满足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水、干净食品、教育、卫生设施和住房等等）已非常不易，而更难的是在人们心中培养一种共同的归属感，使他们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中国的城市建设还缺乏合理规划，管理也远未跟上。历史上中国政府往往过于弱小，致使很多公共事业无人顾问。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租界的工部局在城市管理和公用设施的建设方面远远走在中国任何城市前面。可见现代化的城市理念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不断发展、演变、完善的。在北方，天津又是一例。八国联军攻陷天津，那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但是联军在天津成立的都统衙门却在城市管理方面使国人开了眼界。新成立的卫生局的一系列规定（如修建并疏通排污系统、建立官厕、专人收集处理垃圾、倡导饮用开水、禁止出售病死牲畜肉、监控流行病等）也让我们意识到以往城市管理观念的缺失。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史无前例，在城市规划与交通、城市环境保护、城乡互动、社区生活等方面，我们还要虚心补课。近些年来，房地产业的超强发展彻底改变了城市的天际线。中小城镇千人一面，大城市无限度扩张，小区林立，但是真正的社区共同体却难以形成。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或过分看重GDP，使城市走向畸形。过分关注城市，导致城乡差别扩大，城市生活也不可能真正美好。农村青年进城后不愿意回去，因为家乡无法提供各种生活便利设施。建议发起一个全国范围的“美丽农村”运动，使广大农村居民享受下水道设备、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和村里村外铺设得干干净净的道路。一旦城乡差别大大缩小，中国的城市生活也会更好。
首届世博会的启示
19世纪是大英帝国的世纪。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登基后，英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1851年，作家胡德在《我们的时代及其建筑师》一书的起首写道，上苍垂爱英国，在地球表面这块地方画出了最美的图画。这一说也许掩盖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是英国当时的国力确实达到了以往历史上任何国家无法相比的高度。那年春天，伦敦海德公园出现了一座钢铁和玻璃的巨厦，人们称之为“水晶宫”。5月1日，博览会的开幕大典在这个通体透明的庞然大物里揭开帷幕，工业革命的众多成果如蒸汽机、汽轮船、起重机等在展会上亮相。首届世博会每天参观的人数在十万以上，其中也包括社会中下层人士。展览结束后，英国政府用展会的盈余18万英镑在伦敦的南肯辛顿地区建造了自然博物馆、科学博物馆以及专门收藏、展出艺术品与文物的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
英国40年代阶级关系紧张，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了严峻的阶级矛盾：“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楚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蛋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引发了宪章运动，但是世博会的准备和开幕使得紧张气氛有所缓解。博览会期间出售的街头民谣反映了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哦，英国最大的财富/无疑属于诚实的劳动者……/愿和平的橄榄枝，/代替沾满鲜血的刀剑。”
19世纪中期也是进化论产生的年代。乔治·理查·波特尔在1838年出版的《十九世纪初以来国家的进步》一书使整个社会充塞了一种自信乐观的精神。1851年，这本书出了第三版，作者详细增补了各种显示进步的数据。进步的观念成了新的信仰，也成了每个人呼吸的空气。英国新兴工业城市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改进的迹象出现了。有一首歌谣唱道，“曼彻斯特每天都在进步。”水晶宫世博会里不胜枚举的英国发明创造使得普通英国人有资格为祖国的成就感到骄傲。
以往我们谈到的英国工业化，过分强调阶级利益不可调和。其实工业的发展也化解或和缓和了阶级矛盾。例如英国在1830年后铁路迅速扩张，这一新兴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据1848年的统计数字，有18.8万工人受雇于铁道建设，另有十余万人从事枕木的砍伐、车辆的建造、砖瓦、水泥和石料的生产，总共有30万劳动者加入这新职业的行列，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属成员，至少有100万人依存于铁路。由铁路运输得益的人就更多。首届世博会举行前几年，欧洲大陆不断传来社会动荡和政治暴动的消息，英国却相对平安。欧陆激进派以为社会转型可以通过极端手段毕其功于一役，英国人则是脚踏实地，不断地修修补补。他们是补锅匠式的改革家，而不是砸锅的革命者：
现状的完全颠覆（bouleversement）不符英国人的性格。事实上没有英国字可以解释bouleversement。英国对于先例是热心附从的，当需要变动时，除了“修补”，便不多作。但他们继续修补，直至锅子的补丁最后变成一个新锅子。虽然它的形式和大小会在修补的进程中完全变更，但它常常保存有最初的锅子形迹。法国是把锅子打破，并将碎片抛开而着手造一个完全不同材料的新锅子。其一般的结果，法国任何变迁是属于智识的，即预先想出的智识计划之果，法国人每每喜欢从最初的地方开始做事。英国的变动，虽然结局也或许是彻底的，但只是渐进地实验的结果；捉住具体的问题，且捉住由此而发生的新问题。这不仅是工场立法的历史，而且是英国19世纪其他一切工业立法的历史。
这段文字的最后两句尤其紧要。在1850年前后，英国的议会不断针对时弊及时立法，范围非常广泛，而整个国家机器又有强大的执法能力。这些行之有效的新法案又成了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极有价值的参照。英国政府还会临时成立专门委员会就某一社会问题组织调查，以求解决。没有所有这些积极主动的因应措施，世博会举行时的欢快气氛就要大打折扣了。现在经常有人把政府比为职能有限的守夜人，这是无知加弱智导致的谬见。
狄更斯论“大小展览会”
首届世博会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同时，还形成了一种对进步观念的崇拜。进步的对立面是停滞，而在19世纪中期，停滞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特点。1851年的狄更斯已经是拥有大量读者的著名小说家，他抨击金钱和利润崇拜，讽刺资本主义，往往为我们所乐道。但是，在首届世博会期间，他在自己主办的周刊《家常话》（1851年7月15日）上与理查·霍恩合作发表题为《大展览与小展览》的文章。“大展览”是伦敦世博会的别称，“小展览”指的是什么呢？
两位作者的主要论点是：大大小小的民族都认识到而且努力实现人类进步这一天定的法则，争取达到更高级的社会状态。现在，革命的兴奋渐渐消退，演变为一种工业的兴奋。英格兰仿佛在对欧洲大陆各国说：“打了街垒战，又放逐了你们的国王，停下来喘口气吧。关于社会、人和自然的知识比刀剑更实用有效，能带来更多的收获。…接二连三的骚乱，尽管成功了，也无法像和平时期的工作、勤奋的观察和坚韧的决心那样切实促进各国人民的政治权利。很多参加这次工业展览的国家能够见证这一点。”作者显然是以教训的口吻劝说法国等欧陆国家放弃街头政治，回到实实在在的工作上来。然而紧接着作者把矛头对准了更加遥远的国家。他们指出，任何与进步原则相悖的现象都是荒谬的。其他国家以不同的方式、程度尽力一步一步地往上行进，争取在政治、道德、宗教和智力上达到更高级的社会状态，而有一个国家偏偏与众不同：“可能有一个奇怪的、野蛮的或者是怪异的民族，在地球的这个或那个地方，它愿意用否定的形式（will-not）来行使它的自由意志, 它可以把自身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决心不要随大家一起向前。”这个国家原来就是指中国。作者想找一个原地踏步的“他者”来映衬进步理念在欧洲的凯旋，现在那个“他者”来办“小展览”了。
狄更斯和霍恩对中国参展的物品了解得很具体。为了突出英国和西方的成就，他们故意对中国展品表现出轻蔑：糯米纸、草药、大麻籽、生丝、染料、藏红花、樟脑、生漆、绿茶、砒霜等等，所有这些与英国产品相比，显得何其渺小；比较一下中国的舢板和英国的巨锚；请看看英国的农机、外科手术工具、市政工程设备、钟表、雕塑和乐器，包括最难以想象的高速印制《伦敦插图新闻》与《泰晤士报》的印刷机，再看看“小展览”里那些层层叠套的象牙球，毫无用处，但是中国人就这么雕了几百年，上千年。作者的结论是：相对于不断进步的英国，中国是个停滞的国度。在那里， 过去、现在和将来处于静止状态；长城、故宫和宝塔凝固在漫长的历史中，一成不变，更别说皇帝了。
两人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动机是攻击英国那些谴责“时代精神”的保守党人或像卡莱尔那样的愤怒先知。作者用一系列反话要求读者自己明断：“通过比较大小两种展览，你可以比较停滞和进步，排他的原则和其他所有原则，往昔的好时光和今天的坏时光，完美的托利主义和不完美的上进。毫无疑问，你将在光荣的理性指引下，在这个退化的时代，不大开心地得出结论，想站在中华帝国的一边。”作者用中国的例子来攻击英国国内那些批判“进步”理念的保守主义者，效果可能还很不错。在当时特殊的氛围下，站在狄更斯等自由派（辉格党人）一边的英国人恐怕不在少数。他们的共识是进步胜过固步自封，“往昔的好时光”并不好，“今天的坏时光”才真正好。然而，中国并不是真正停滞不前的，少数先觉者已开始“睁眼看世界”。
国际合作与竞争下的世博会
世博会被称作“和平节日”，也是大国竞争的场所。1855年，法国首次举办世博会，参展的除了工农业产品，还有大量的艺术品，后者突出了法国作为世界艺术中心的地位。19世纪下半叶，巴黎每隔11年举办一次世博会。当时，美国凭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正在兴起。1876年费城举办了世博会，庆祝建国百年。中国工商界代表李圭在《环球地球新录》一书中称赞这届博览会“萃万宝之精英，极天人之能事”。当时美国已从内战的阴影里走了出来，高速发展。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专为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而举办，也称“哥伦布博览会”。这两届世博会都非常成功，宣告了一个美国时代即将到来。美国在20世纪举办过十几次世博会，但1984年的新奥尔良世博会在财务上亏损，从此美国城市对此类盛会兴趣大减。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雄心勃勃，对世博会抱有浓厚兴趣。据《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记载，日本政府为参加1873年的维也纳世博会，提前一年设立“博览会事务局”，参议员大隈重信任总裁，议官佐野常民充副总裁。官方还积极鼓励民间参会，“奖励美术、工艺及农产诸品之出陈”。日本的主要目的还是引进新思想、新技术，“努力于新工艺之扶植”。1874年，佐野副总裁归自奥地利，购得大量纺织和染织业的原料和机械、炼瓦及石膏诸器械，用于日本国内展览。日本参加1876年费城博览会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那就是“出陈日本工艺品，且借此图美国工艺、技术之移输”。这后半句话道出了一个后发国家参展的真实动机。日本的中央政府与府县官厅锐意扶植新工业，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是中国各级政府望尘莫及的。1877年，为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在上野公园开办国内首次“劝业博览会”。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更向世人展示了战后新日本在科技人文各方面的杰出成就。2005年的爱知世博会主题是“自然的睿智”，主办方的环保节能意识渗透在无数细节之中。例如：所有建筑的构件都用钢铁和玻璃，水泥一概不用，以便于拆卸；当地的苍鹰为保护动物，为了不影响它们的生存，建造场馆时没有砍伐一棵树木。
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和日本崛起的方式，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好像是不经意地成为世界强国，它没有利用世博会过分渲染自己的成就，而美国办的各届世博会的城市特点有时反而使得国家退居二线。日本则始终在中央政府的有力领导下，把参加世博会与本国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日本固然重要，而借机购买新器械、学习并输入新技术、新工艺更加重要。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后发国家，日本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也有参加世博会的经历，但是数次与会，全然不见政府有意引导之手。宏观战略意图的缺失使得中国在一届届的世博会上只是扮演两种角色：图谋小利的商贩、不断发出惊叹之声的旁观者。
但是世博会也不全是大国亮相的平台。由于体制上的差异，各国承办的热情与能力非常不同。现在发达国家举办世博会的热情大大减退，即使参加竞选，也是城市出面，背后未见得有国家的支持。上海世博会的竞争对手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韩国小城丽水。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当今国际上世博会的意义与19世纪下半叶不能相比。中国本身巨大的市场和不断增加的影响力，赋予这届世博会超乎寻常的意义。但是中国依然不宜自我定位过高，大而不强的基本特征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完全不能和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法国或美国相比。
中国与世博会
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上就出现了中国工艺品，当时的中国产品主要通过在华英商参展，一般的中国商人还不具远渡重洋参加赛会的实力。晚清出版物中，关于世博会的记载倒是零星可见。1873年中国政府在奥匈帝国的邀请下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由中国海关负责相关事宜。当时英国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长，实际上由他一手包办。在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上，中国参展的货物与工艺美术品共720箱，展馆建筑为传统式样，“物件悉遵华式，专为手工制造，无一借力机器” （《环游地球新录》）。不用机器反而成了自夸的资本，这种态度与明治后的日本形成难堪的对比。展品中很多是专供出口的商品，瓷器最受欢迎，“绿茶掺杂过多”，丝绸制作也不够精致，“粗细相杂，近为洋人所恶”。从这些细节可见，中国的产品缺少质量管理的环节，商业缺乏诚信，大大不利于中国产品的声誉。中国政府丝毫没有明治后日本政府的抱负，想不到借用世博会的新器械、新工艺来系统地革故鼎新。1877年6月9日，中国驻英大使郭嵩焘特意为在上海设立“博物院”一事与英国人盘先生商议，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准备在上海办世博会。郭嵩焘还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1878年巴黎世博会的开幕式，并参观中国展厅。随员黎庶昌在《巴黎大会纪略》中对这届世博会作了详尽的描写。博览会上有“中华公所”，“左右两辕门，飞檐，正厅三间，陈设螺钿几榻。院中央一小亭，两厢十二门，为售货处，售瓷器、茶叶、古铜器，雕刻象牙折扇独多。”后来一些开明官员认识到参与世博会将促进国际贸易，振兴本国实业，并提升中国形象。候选道吴剑丰为留日警务毕业生、商业科毕业生，他在1907年的条陈里谈到国际“赛会”的好处，并建议上海作为会场。但是吴剑丰主要强调的是“大利所在”，即有利于“善营利者”，举办者亦有利可图（“酌定税花章程”、“入场劵”），而不是国家带领下的工艺技术的全面移输。
1915年的旧金山世博会也称巴拿马世博会(因巴拿马运河在1914年夏通航，故名)。这届世博会给新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提供了一次重塑国际形象的机会。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顾及世博会，而且美国享有巴拿马运河经营控制权，也引起欧洲人不满。中美两国在战争初期都是中立国，在多数欧洲国家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参展就显得比较重要（就像1984年参加奥运），美国方面自然也会投桃报李。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重达两千多吨的各类产品参展，千余种获奖，在参展31国中居于首位。其实这些奖牌的意义并不大，不值得炫耀。丝绣“耶稣冠荆像”是上海一位女士的作品，作者为这幅肖像亲自染色丝一百余种，耗时一年多才完成。作品得到一些好评，也是与讨好基督教有关。此后，由于抗战等原因中国参加世博会变得不大现实。如果国民党政府在失地后再与日本在同一场所参加活动，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势必有损国家尊严。
中国在历届世博会上展出的基本上都是中国建筑风格、土特产和工艺美术品。凡是到过世博会的中国人，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人士，都为中国展品的一成不变感到惭愧。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大家庭，并把每一次世博会视为展示自己成就的良机。1982年，久违世博会的中国出现在美国田纳西州诺克什维尔世博会上，中国展品依然以古董和工艺品为主，还增加了长城城砖和出土的兵马俑、战车。这种自我定位反而加固了海外关于中国的刻板形象。
在清末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员中，端方的思想是十分开明的。他就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后，积极筹办首届国内博览会。江南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应是首选之地。端方想借这种“赛会”“输入国民知识之新机，渐化工艺窳败之旧习”。1910年6月，南洋劝业会在南京隆重开幕，这是中国历史上首届商品博览会。然而，北京的中央政府丝毫没有能力支持赛会，而很多参展者也贪图乘机贩运商品的便利。令人叹息的是促成这次赛会的端方却在1911年被乱军杀害。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由世博会的边缘陪客一变而为主办者。就像北京奥运会部分改变了北京居民的行为(如随地吐痰)，上海世博会应该也会提高上海市民的文明素质。缺乏公德和文明素质、毫无社会责任感的城市居民将注定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终其一生。上海市有关部门在两年前出版发行《上海迎世博市民读本》，其最终目标是借举办世博之机建设一个人人自觉遵守公德、助人为乐、相互礼让、相互关爱的文明社会。这种自身素质的提高将是这届世博会留下的最可贵的财产。
还有一些话不吐不快。世博会终于闭幕了，但是中国馆将续展半年，参观者仍可看到电子版的《清明上河图》和国宝级文物秦陵1号铜车马。读到这样的消息，不免要感叹一番。与19世纪那些伟大的世博会相比，我们能够骄傲地拿出来展示的高科技发明创造还是偏少了，于是考古发现和电子屏幕上的古代绘画成了我们的安慰。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是绚丽的大场面，或许我们的大众美学依然有点排斥“小也是美”（small is beautiful）的观念。既然如此，城市生活中无数真正重要的细节受到忽视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这次世博会能加深我们对自己的习惯和办事方式的认识，并促成一些改变，那何尝不是一种收获？有了踏实细致的作风，即使不办世博会，也会有很多海外人士像19世纪的日本人到维也纳和费城那样到中国来参观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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