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传》的出版及其它

    2010年6月9日《中华读书报》的文化周刊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邓加荣先生的长文“第一本《马寅初传》诞生始末”，读后受益良多，但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说明的问题。从经济学上讲，马寅初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泰斗式的人物；从人格上讲，他是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式的英雄，对他老人家的历史丝毫马虎不得。

    首先要说明马本初先生的身份。邓加荣先生的文章两次提到马本初对他写马寅初传的热情帮助，但马本初是谁？作者没有交待清楚。一位叫“寅初”，另一位叫“本初”，读者会误以为他俩是兄弟关系，那就可笑了。马寅初有两个儿子，长子马本寅，生于1925年；次子马本初生于1926年春节那一天，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作为机械工程师，他虽已退休多年，现依然健在，仍住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的马寅初故居。本初先生与父亲形影相随地生活了五十多年，马寅初去世后，他对父亲历史的追忆是最可靠的。

    邓先生写道：“我还要特别提出的，是马老的女婿徐汤莘先生，他本来也是准备与人合作写一本《马寅初传》的，但是我每次采访，他都热情接待，毫无保留将他所知道的和拥有的资料，全交给了我。”对这段话需要加以说明——

    我的藏书中有两本《马寅初传》，都是马本初先生及夫人唐申娟女士题字签名后所赐。很遗憾，我手中没有邓加荣先生的大作，因此我于6月12日下午从上海居所给已85岁的本初先生打电话，他因病准备住院，但说话声音宏亮，记忆力极好。他告诉我说：“邓加荣先生所著的《马寅初传》是1986年3月出版的，全书共299页，当年我看过他写的稿子，那时他住在前三门一带，我去过。”但他坚持说他最先得到的《马寅初传》是新华社记者杨建业所著。这样一来，我只好翻看我手中的两本《马寅初传》，大体情况如下：

    一、马寅初的女婿徐汤莘先生不是“准备与人合作写一本《马寅初传》”，而是他与北京大学的朱正直、杨勋两位先生合作，早已动笔撰写此书。这本书的书名是许德珩先生所题，也是由许老先生写的序，这篇序言结尾属写的日期是一九八四年三月，但不知何故，到1986年4月才由北京出版社印行，比邓加荣先生的大作晚出了一个月。

    二、杨建业先生所著《马寅初传》的“后记”中说他是从1979年春天动手，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其“后记”是1985年10月15日写的。这本书由陈云同志题写的书名，并题写了“坚持真理，严谨治学”八个大字，于1986年9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从出版页上看，这三本《马寅初传》分别是1986年3月、4月、9月出版的，而邓加荣先生那一本领先。

    邓加荣先生说马寅初是国民党员。关于马寅初是否曾经加入过国民党？这个问题连《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第15卷中的“马寅初先生大事年表”中都没有一个字的记载。为了弄清马寅初历史中一些细节问题，我于2002年11月从上海专程到北京，第6次拜访马本初先生，他对我的请教一一作答。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老是否加入过国民党？本初先生揭出了这个谜底，他说：“按照当年国民党的规定，任何一个人在国民党领导的机构中担任了一定级别的官职，就自然成为国民党员。1929年我父亲出任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如此高官，当然‘自动化’地加入了国民党。对此，我父亲是知道的，但他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内部的党务活动。1940年12月8日我父亲被蒋介石抓进了集中营，因此他事实上已不再是国民党员。由于是秘密逮捕，所以没有宣布开除马寅初的党籍。到了1947年，马寅初在上海带头参加反蒋示威游行，国民党公开宣布开除马寅初的党籍。这就是事实真相。”

    还有一些马寅初历史上很重要的细节，过去出版的《马寅初传》没有记载或说清，笔者借此机会略说一二如下：

    1942年8月，蒋介石把马寅初从集中营释放，改为在重庆软禁，这是为什么？本初先生说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马寅初传记，都对此事含糊其词，或避而不谈。真实的情况是美国特使赫尔利立了一功。马寅初在美国留学时与赫尔利是同学，赫尔利到中国后，得知马寅初被关押，便提出要会见老同学马寅初，蒋介石处处仰仗美国，迫于赫尔利的压力，只好释放了马寅初，改为软禁。这位美国的军政要员做了一件好事，不当隐瞒此事的真相。

    再有一个问题是马寅初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如何？本初先生告诉我说：“有些文章，凭着想当然，写我父亲受到迫害，甚至写得绘声绘色，这不真实。”他对我说：“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到处抄家，人人自危，日夜恐怖。我家有个国务院派来的勤务员，名叫夏志达，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耀武扬威，扬言要造我家的反。后来听说住在同一胡同的李烛尘、张治中的家中已去过红卫兵。我父亲见此情形，对家人说：‘与其叫红卫兵来抄，不如我们自己先动手！’”这就是马寅初的性格，我家空空如也，任你天兵天将来抄家，我让你们一件也得不到。于是马寅初指挥家人，把他家的一切文物，从刘罗锅（刘墉）的书法真迹，到本初夫人的高跟鞋，都统统付之一炬了。不久，周总理提出了一份保护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其中有马寅初，得到毛泽东的恩准后，南小街派出所的一位警察来到马家说：“你家属于保护对象，任何人不得来冲击，如有事可找我们。”因此，文革中马寅初没有受到批斗和人身迫害，只可惜那些宝贵的文物都化为灰烬了。

    在本初先生朴素的客厅里，高挂着周恩来的标准像。其实马寅初对毛泽东曾经毫无保留地崇敬过。本初先生的三个子女都是爷爷给起的名字。1952年出生的女孩取名马思润（注：润，指毛润之），此后出生的两个男孩，一个叫思泽，一个叫思东。马思润是个很追求进步的孩子，但因为马寅初的原因她不能入团，文革后期她在北京胶片厂当工人，最大的愿望是到北京大学当个工农兵学员，但胶片厂两次推荐她，均因是马寅初的孙女而被拒之北大的门外。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马思润在1980年代患上了神经分裂症，生活不能自理，没有成家。2005年8月下旬，我到北京参加纪念林则徐的一个会议，又去看望本初先生，得知思润经长期治疗，病情已大为好转，然而当时她已是53岁的老年人了。难道是爷爷毁了她的一生？

    还有一件事，对研究马寅初晚年的思想是一个重要的情节。从1960年3月18日马寅初离开北京大学，到1979年9月11日获得平反，马寅初在东总布胡同32号幽居了19年。本初先生对我说：“有一天，我父亲忽然想起了他的死敌蒋介石。他说蒋介石说过三句话——是非省之于己，得失安之于数，毁誉听之于人。”蒋介石为什么说这三句话？马寅初又为什么想起了这三句话，并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蒋介石和马寅初都早已不在人间，我们无从弄清这悠悠难解的历史之谜，但我希望在马寅初的传记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这件事，让读者自由地思考出自己的答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