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直、老实的共产党人

    1988年底，我受组织选派，协助中顾委常委和原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同志整理回忆录（1992年以《模糊的荧屏》为名出版），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光阴荏苒，时间虽然可以冲淡一些记忆，但体现在这位老共产党人身上的许多崇高品德，却令我难以忘怀。

    “‘三不准’原则还是应该遵循的”

    当时，李一氓同志已80多岁，我们都尊称李老。

    李老是四川彭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从事过地下工作、军队工作、保卫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外事工作等。尽管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但因为没有记笔记的习惯，故很少写回忆录一类的东西。反映其生平的一个是长征回忆——《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个是“文革”期间写的自传，还有记述其烹饪经历的《征途食事》、反映其收藏生涯的《过眼云烟》等零散文章。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是长征结束不久写的，曾被收入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上世纪80年代美国记者哈里斯·索尔斯伯里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重走长征路，当他读了李老的回忆文章后，印象极为深刻，曾专门给李老写信说，李老文章中描述的情景与他所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

    “文革”期间的那份自传，全文万余字，乃被关押期间所写。当时被告知：一不准“丑表功”，二不准“攀领导”，三不准“安钉子”。自传写完交上去，获得专案组领导肯定，认为符合“三不准”要求。“文革”结束后，组织部门将受迫害人员所写材料退还本人，发现李老所写自传可供今后领导干部写自传参考，还抄了一份留存。

    李老晚年的回忆录就是在上述自传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开始动笔时，李老就定下原则：“‘三不准’还是应该遵循的，不能写成一本夸耀自己的功劳薄”，要“时刻注意，作为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该老老实实，做了什么工作就写什么工作，犯了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回忆录开篇就写道：“我是很平庸的，谈不上有什么成就和贡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引导我走向革命”；大革命失败后，“我幸好还能顶得住，没有在失败面前意志动摇”。李老是一个才华横溢和文学造诣颇深的文化人，用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作回忆录的卷首语，透着真诚，透着认真，透着正气。

    作为我党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当事人，李老回忆录里常夹带着对历史的总结和反思，而这种总结和反思又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和严于律己。造成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叶挺不合的因素，既有他们两人思想认识和革命经历的不同，也有领导体制机制等深层次原因。李老针对叶挺不适应我党政治委员制度的说法指出，叶挺在北伐和南昌起义后，担任过团长、师长、军长，其所在部队都有党代表（聂荣臻就当过他的党代表），叶挺与他们都合作得很好。针对一些关于项英人品的说法指出，后来新四军的主要领导陈毅、饶漱石之间关系也很紧张，但却没再发生类似皖南事变的情况。李老关于皖南事变的有关章节，曾以《“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在《人物》杂志上发表，引起较大反响，使人们对皖南事变的认识深入了一大步。李老在回忆录中也有深深的自责：中央派他去新四军（担任新四军和东南局的秘书长），就是考虑到他与项英、叶挺都熟悉，要他去当项、叶之间的缓冲人。项、叶关系最终没有解决好，他这个缓冲人失败了。  

    从不“攀附”领导

    李老参加革命后，先后担任过北伐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陕甘、陕甘宁和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淮海、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和行署主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和华中分局宣传部长，旅大区委副书记等。其战争年代的每一段经历可谓涉军多为将帅，涉政不乏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在他的回忆录里，只要与全书主线无直接关系，便不主动涉及。

    遵义会议期间，李老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晚上曾听小平同志谈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长征初到陕北，李老做过毛泽东的秘书，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两个多月。皖南事变后有一段时间，李老与刘少奇同在苏北盐城，1942年3月刘少奇奉中央调令回延安，李老上任淮海区行署主任，他们还是一同上路的。但这些许多人可能会大谈特谈的经历，李老或者根本不涉及，或者有意低调处理，从不“攀附”领导。李老曾较长时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遇到不能不提的事情时，也多是寥寥数语。作为少数几个特例，他详细介绍了1932年2月发生在上海的“伍豪事件”，因为他知道周恩来晚年一直对这件事放心不下，作为当事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说明这段事情的真相。

    南昌起义后，李老与周恩来一同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四方面军到陕北后，李老设法找到困境中的廖承志，尽可能地给他一些布鞋、军帽，还有一套棉军服……此类事情，往往一笔带过。为说明当时中央苏区物资缺乏，红军前后方指挥员通过实物交换互通有无的情况，他举例自己拿派克笔换了陈毅的手表。凡此种种，仅此而已。

    李老回忆录中记述较多的是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挚友和众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干部战士。如李老用较多笔墨介绍了两件事：一件是与赵一曼鲜为人知的交往，一件是抗战时著名的刘老庄战斗。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国60周年“双百”评选活动中，赵一曼和“刘老庄连”群体均名列“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李老与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赵毅敏、李一超和家人共同组成一个6口之家：李老和妻子、两个小孩、“弟弟”赵毅敏、“妹妹”李一超。这个“家庭”承担起会场掩护任务，当代表们在楼上开会时，一家人便在楼下开着留声机打麻将。会议一结束，这个“家庭”就解散了，但同事、同乡、同宗的关系，使李老与来自四川宜宾的李一超仍保持着来往。后来李一超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解放后，李老看了电影《赵一曼》，才知道李一超就是赵一曼，1936年在黑龙江珠河被日寇杀害了。李老看到对赵一曼生平的介绍中没有她参加这次大会的这段经历，便将其写了出来。

    1943年3月，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82名战士在淮阴城外刘老庄英勇抗击日寇，全部壮烈牺牲。李老详细记述了这一壮举，并收辑了当年撰写的一些纪念文章。其中一篇悼文生动地描述了悲壮的战斗场面，讴歌了82烈士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气概，读后令人心恸，催人奋起。我至今仍能记起李老悼文结尾的语句：“五年中，我与三师同志们共同工作，共同担负敌后的一切灾难，我不能不怀忆生者，我更不能不悼念逝者。向82烈士，我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李老有两次通过秘密交通线从敌占区到我根据地。一次是1932年9月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一次是皖南事变后从上海到苏北。尽管当时不知护送他的交通员的真名，但他时时怀念这些不知姓名的同志。后来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些同志，并在回忆录中记下他们的真名实姓。

    在不同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李老尽管在众多领域建树颇多，但因做事低调，不张扬、不争功，因此许多往事并不为人们所知。

    李老先后在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学过经济、法律，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时翻译过许多经济学著述，皖南事变后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潜心通读了《资本论》，做经济工作很有一套。如1942-1945年他担任淮海区党委副书记和行署主任期间，该地区主力部队由最初的2个团4个营3200多人发展到2个旅6个团1﹒5万余人，外加民兵8万多人。在当年淮海这样一个不富庶的地方，不仅养活了大量军队和干部，还较好地解决了救灾等工作，没有超群的理财能力是做不到的。1948-1949年他担任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兼财委主任期间，通过用库存黄金作抵押向苏军借贷军用票的方法，较好地解决了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维护了城市的稳定，保证了军工生产，有力支援了前线。

    新中国建立前夕，李老主要工作已转到政权建设和经济工作方面。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原准备调他到武汉当市长，走到北平后被周总理留下，担任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为张闻天）。后因美国阻挠代表团未能成行，但李老却从此转入外交战线，先后担任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和书记、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等。

    “文革”结束后，担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姬鹏飞都是负责外事口的中央领导人，李老作为副部长主持中联部日常工作。1978年3月，李老率团考察南斯拉夫（副团长为于光远和乔石），考察报告中提出，当初因实行市场经济而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表明，世界上除了苏联计划经济之外还有其他道路。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当年中央派出的赴境外考察团最重要的有三路：谷牧副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西欧，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经贸代表团赴港澳，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率领的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前两路是向西看，从西方、香港拿到技术、资金，并有了兴办经济特区的思想萌芽。李老的一路是向东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自东欧。这几次重要出访，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李老作为邓小平的特使赴缅甸，促进了中缅关系的发展。

    李老上世纪80年代还担任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对古籍收集、整理和出版倾注了极大心血，在学术界和文化界享有很高声誉。

    毕生收藏无偿捐献

    李老在戎马倥偬和繁忙公务之余，对古典文学和书法等情有独钟，与书画收藏也结下不解之缘。最初是日本投降后，李老看到有的战士将字画铺在地上睡觉，觉得可惜，就收了起来。后来，许多熟识的战友、朋友也都帮助他收集，一时收获不少。这一时期的收藏，全国解放后不久，大都归还给当地政府。后来不少地方的文物部门，都存有李老曾收藏过的字画。

    实行工资制后，李老大部分工资都用来收集书籍字画等。他下班后常常是直奔琉璃厂，与郭沫若、郑振铎、齐燕铭等一起，找个书店后堂的客厅一起交流，看谁又有什么新发现。由于这时字画已价格不菲，李老收集重点转向图书，又以词集、戏曲、小说和版画为主。时间一长，便与一些书店的店主、店员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对方也知道他要什么。李老每月发了工资，拿出150元交到书店，碰到合适的东西，书店便代为买下，每年八月和年底结两次账，多退少补。驻外和出访期间也坚持不辍，日积月累，收藏日丰。到“文革”期间造反派抄家时，北京图书馆共接收了李老图书4600多册，其中3600多册为线装书；北京图书馆不要，转为首都图书馆接收的也有2000多册；另有故宫博物院接收的字画古董360多件。

    “文革”后，有关部门将抄走的书籍字画等退还本人，但李老这时最关心的却是这些昔日“伙伴”的归宿了。后来，他作出一个惊人决定，将自己收藏的图书、字画、瓷器、漆器无偿捐献给国家。他先后分几次将毕生收藏分别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四川图书馆、四川博物院、杜甫草堂和家乡的彭县图书馆等。四川省为此发给李老一笔奖金，他随即转赠给彭县教育局（当地用这笔钱设立了李一氓奖学金）。

    当昔日盈千累万的书籍被搬运一空，不仅书房里空荡荡的，李老心里也空荡荡的。据李老身边同志回忆，有一段时间，他经常静静地坐在屋里，闭目沉思，半天不说一句话，但他对自己的选择却始终无怨无悔。对李老来说，昔日的这些伙伴，他们是过眼云烟，尽管挪动了地方，“但它们依然是云，依然是烟，依然在北京和成都悠悠而光彩地漂浮着”。为此，他写了一篇题为《过眼云烟》的文章，记录了自己的收藏经历，几多艰辛，几多遗憾，几多喜悦，几多感悟，无不包含其中。

    李老人生的最后几年，将撰写回忆录看作一项重要工作。因李老还有一些社会活动，并不时有人到访，一般每周只能用两天来写回忆录。为加快进度，他后来每年暑期都到北戴河休假，在那里可以较少干扰地写作。我也是在1989年这段时间，与他朝夕相处，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李老因为眼疾，一般是由他口述，然后将整理好的记录一边读给他听，一边进行修改。在北戴河，除周末外，他全天都忙于回忆录。一般是上午口述，下午修改稿子。

    李老每天吃完晚饭要到海边浴场坐一会儿。他通常是搬一把藤椅坐下，面对大海，默默无语，一坐两三个小时，为第二天的口述打腹稿。随着夜幕慢慢降临，海面上泛起点点渔火，李老的面色变得严峻起来。我猜想他的思绪回到战争年代：是60多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从上海到广州投笔从戎，还是南昌起义失败后搭一叶扁舟在漆黑的海面上漂泊；是皖南事变后从香港借道上海去苏北，还是解放战争开始不久从烟台搭乘小汽船到大连接受新任务……随着海滩上喧嚣声慢慢褪去，李老才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低声说：“回去吧。”

    1990年12月4日，李老在北京去世。遵照其遗嘱，他的骨灰被撒在了几十年前他曾经战斗过的淮阴平原的大地上。

    今年12月4日，是李老去世20周年忌日，特撰此文以表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