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处“出”诗人

    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火爆场面，恍若隔世。山西文学院副院长、诗人潞潞回忆说，诗人们去大学做讲座，全校最大的教室里都盛不下前来听讲的学生，坐在第一排的学生都快抵住演讲者的下巴了，后排的女同学都拿着望远镜，使劲地“瞄”他们。到了90年代以后，他们不敢去大教室做讲座，因为太空、坐不满。就是去小教室，也得和当时最火的讲座——计算机、经济学、公关专业之类的错开，否则也还是坐不满。

    今天的诗歌发展状况，既不似80年代如火如荼，也不像90年代那么门可罗雀，诗歌已进入常态，自有其发展运行的轨道，甚者则如地火暗自涌动。与此同时，各地或因其历史渊源，或因积极开展诗歌活动，形成了富有不同特色不可小觑的诗歌群落，以多姿多彩的状态呈现着他们的丰富与妖娆。

    放眼国内这些诗人群体，不免生发出诸多疑问：为什么有些地域能大规模地涌现成就卓然的诗歌群落？我们的诗界和文坛该持何种姿态去评价这一现象？评价诗歌固然重质量而非数量，但是关注文坛这些诗歌群体，对于诗歌发展与繁荣自然也不无裨益。

蜀地多诗人

    《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认为，如果真正从地域概念讲，四川和甘肃的诗人群体是比较引人瞩目的。梁平强调了“土生土长”，因为这两处地方在他的视野里，一是诗人阵容成规模、够强大，二是诗歌的影响力不可忽视。北京、广东以及江浙，都有众多优秀诗人，但就“本土”而言，这几个地方很多诗人属客居和“乔迁”。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诗歌评论家敬文东也表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诗人最多，总体来看，质量也最高——仅仅是“总体”上看。“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诗坛的半壁江山是四川诗人在支撑。”敬文东举出了一大堆名字：柏桦、欧阳江河、钟鸣、翟永明、孙文波、肖开愚、李亚伟、万夏、宋炜、周伦佑、胡冬、赵野……“或许还要算上张枣，至少他愿意把自己当作四川诗人——事实上，他是在四川闯出了最早的名声，最欣赏他的也是四川人”。“更年轻的一辈正在涌现，如果我观察不错，蒋浩应该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当然，除了四川，浙江、江苏也是诗歌大省，只是要说第一的话，毫无疑问，四川是第一。”敬文东说：“虽然我不愿意夸大地杰人灵的说法，但地域确实在起作用。即便是在一个资讯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地理因素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格言并没有完全失效。但要描摹地理因素对诗人特点上的影响，确实很困难，至少我对此无能为力。”

    四川成为中国诗歌重镇的结论得到了《诗刊》原主编、诗人叶延滨的认可。他认为，中国有许多地区有引人注目的诗人群，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成都，现代主义风潮中的北京，西部的兰州，云南的昆明和山西的长治，近些年的广东地区等。其实各个地区都有人数众多的诗人群体。最近，叶延滨去河南参加中原作家笔会，他清点了一下河南的诗人，经常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作品的诗人就有一百多人。叶延滨分析，成都成为中国诗歌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镇，其形成包含诸多因素，一是成都是文化深厚的城市，有相当久远的诗歌传统；二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星星》诗刊，《星星》的历史以及它的民间性、包容性、开放性等在当时是其他刊物不能相比的；三是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老中青三代，特别是青年诗人在全国都有影响力，他们的艺术主张差别很大，有现代主义的，有先锋写作的，有底层写作的，有学院派等等，这种影响一直到今天还存在，当年的许多成都地区的青年诗人，现在依然是中国诗坛的主将。

    潞潞曾经和诗友们谈论过为何四川多诗人这个话题。他分析说，一是有一定的文化传承，比如历史上有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现代有郭沫若、巴金等，可以说得天独厚；二是要有一批具有创作实力的、领袖级重量级的诗人；三是一定要有一本诗刊，诗人们有发表作品的地方，才能聚集人气和队伍，四川的《星星》诗刊办了50多年，近水楼台先得月，四川诗人自然受惠最多。

长治诗群崛起

    近些年，不少地方的诗人都在以“群”的方式集合展示，长治诗群是其中之一。

    所谓诗群现象，其实就是某一个地方的诗歌创作有人牵头，经常活动、经常交流，创作相互影响和激励，比较集中地展示自己。梁平认为，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提法，都希望以一种现象来引起关注和重视。这样的群体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会有很好的坚持和成长。如果只是诗人自己圈子里自娱自乐，一般情况容易散伙，容易昙花一现。长治和中山得到好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重视和扶持，而且慢慢开始出了成果。

    然而对于诗歌界以外的人来说，“长治诗群”是陌生的一个群体。敬文东说，在今年十月份去山西长治参加“十月诗会”之前，他并不了解这个诗群，甚至还不太清楚有这个诗群。

    这一群体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他们取得了卓然的成绩：郭新民捧回了“中坤杯·艾青诗歌奖”，并获得山西“赵树理文学奖”，与他一起获得此奖的还有姚江平以及金所军的“赵树理文学新人奖”。继王太文参加第20届《诗刊》“青春诗会”之后，姚江平和金所军参加了第21届《诗刊》“青春诗会”，吴海斌参加了第22届《诗刊》“青春诗会”。《诗刊》“青春诗会”被称为诗界“黄埔军校”，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举办至今，大批优秀诗人从其中走出。叶延滨认为，一个中等的地级城市，有这么多的人参加这个“青春诗会”，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对于自己身处的这个群体，郭新民有一句深情而形象的诗句：“他们像蚂蚁的身影拥抱着大地。”以长治诗人为主体力量的太行诗群，由于聚合的诗人在各自生命体验和人生经历迥异的创作背景下成就了它丰富的情感艺术和诗歌理念，因而在国内诗歌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各地的诗群现象形成原因不一样，比如长治诗群的形成，跟当时郭新民这个诗人对青年的扶植帮助爱护分不开，有领头的代表性的诗人，这是这个诗群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全部原因。”叶延滨说。

    长治和四川人文地理、自然风情当然不同，但是四川诗才辈出的几个因素似乎长治都还具备。不说更远，赵树理就是出自上党的中国现代大作家（虽然他的老家沁水现在隶属于晋城市），尤其赵树理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风格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文化启蒙作用，使得闭塞、蒙昧、文化并不发达的长治地区有一种尊重文化、敬重文人的风气，许多在长治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有此体会。二是在全国具有影响的优秀诗人对当地诗人的引领和带动。比如荣获“艾青诗歌奖”的诗人郭新民，他的创作不仅在全国获得殊荣，而且对本地诗人的创作有重要示范作用。

捧杀？棒杀？顺其自然

    “如果我们热爱艺术，我们就要欢迎所有的好诗人，尤其要欢迎成群结队出现的好诗人，而不管他们是不是一个‘诗群’。”敬文东说，诗歌不是帮派，我们只需要好诗和写出好诗的那个具体的人。

    长治市作协主席、《惊蛰》主编郭俊明说，“长治诗群”已经并且正在发挥影响，它既是令全省乃至全国诗歌界感到鼓舞的事物，也是一个可以引发思考和研究的文化现象。联系到近年来长治文学及其他艺术的整体发展，它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多种文化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学作为一切艺术的基础，它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其他艺术或相关艺术的进程和走向。从这个意义上看，“长治诗群”不仅是属于长治文学的，也是属于整个长治文化的。同样，它不仅仅是属于长治的，也是属于整个山西的。

    诗人熊辉认为，近年来在不否认该诗群风格多样化的情况下，我们从大量的诗作中分明能洞察到这群诗人精神和情感内核的相似性，那就是在观照土地的基础上生发出对生命和世态本相的独到体悟，在具备区域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又传递出普遍的人文关怀。

    对于这一现象，评论家雷抒雁指出，可以称之为诗歌群落，但要警惕形成诗歌“圈子”。有些文人形成某种圈子，受相同的理念影响，不接受理念外的东西。“诗人群众体之间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可以形成良好的创作交流氛围，但是也要突破圈子，走出去。”雷抒雁认为，创作毕竟不像京剧流派的传承。即使“七叶派”，几位代表诗人的创作视野也是很宽阔的，创作风格各异。

    诗人谷禾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地域文化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能成就一个诗人的创作，也会局限一个人的创作。希望不同地域的诗人们在扎根于巍巍太行的同时，能有更宽广的文化和思想视野，发出自己更为独特的声音。

诗群彰显意义何在？

    敬文东认为，诗群的存在，肯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证明：诗歌让人美好，让生活美好，除此之外，诗歌还让人善良。为政者真心爱诗，也许会在对待民生方面，更富有悲悯心。身为法院院长的姚江平，就宣称自己是“一棵朴素的庄稼”，他写道：“我和苦苦菜蒲公英槐花是一个队伍的/我经过的一条河沟是纯洁而没有任何污染的/在春天，我路过的油菜地，花儿开得金黄/我的心绪，是任何明亮的词都不能准确表述的/我的脉搏，跳动着欢爱、激情和梦想/一片绿叶，就是一个灵动的词根/一声蝉鸣，带你走进夏天的深处。”这里边的警醒、大度和欢快，显示的是心灵的健康和光明。“说到底，诗歌理应给人更光明的内心，而不是黑暗；诗歌应该是赞美，而不是仇恨。”

    梁平表示，对于这样的诗群，诗界首先应该尊重和扶持。但是这种扶持不仅仅是要看重这个概念，而是要跟进扶持他们的创作，要让创作形成他们“群体”的标志和特色，只有创作上的特色形成了，这个“群体”才会真正有价值。

    叶延滨认为，诗群是一种批评界的描绘性的说法，是对一个地区和一种群体的表述。说到底，诗人是个体的，是个性最鲜明的艺术创造者，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个世界，最优秀的诗人不一定产生于影响最大的诗群中。当然，没有广大的读者群，没有众多的诗人群体，也就没有诗歌的繁荣，诗歌的繁荣最重要的标志，是产生代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