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点纪念

    元化先生是我素所钦敬的前辈学者，就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而言，也算得上由上个世纪走过来的最后的一位大师级人物。

    我和元化先生的交谊不算太深，接触较多是在80年代前期。当时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正在主持《中国文学卷》的编撰事宜，而我作为条目撰稿人与他相识，后又借调到出版社协助工作，约有两三年间在他直接领导之下。那段时间确实与他过从频繁，主要是向他汇报和请示工作，也捎带谈论一些其他的事。他那渊博的学识、耿直的性情、平和待人的作风以及碰到问题时举重若轻的处理方式，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离开大百科工作之后，一段时间里我还常去看望他，就多方面问题向他讨教。但不久他担任了市委宣传部长，工作更忙了，找他的人更多了，我也有点避嫌，逐渐去得少了。不过内心一直怀有倾慕之意，仍经常关注他的思想动向、留意他所发表的言论、文章，努力从中汲取教益。

    从元化先生的思想言谈中，我受到的启发甚多，特别是其中两点给我印象最深。

    首先是他在90年代初提出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命题，我以为是给当前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指明了一个方向。这个提法是有针对性的，它要求将思想建设与学术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既是为了纠正以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界普遍存在的“以论代史”的不良习气和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易于用激情代替科学论证的偏颇，亦是对于90年代正在抬头的“学术凸显，思想淡出”倾向的一种预警（80年代学界有人提出“回到乾嘉”的口号，元化先生即曾明确表示不赞成）。我们知道，做学问和创思想并不是一回事。可以学问做得很深，而思想上无多创获；也可以是观念不断出新，但学理上有欠精严。对具体的个人来说，不能求全责备，而对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期待来说，自当树立一个高标准。有了这样的期待和准则，始能为学术与思想的繁荣发展清理道路、明辨方向，也才能给每个学人和思想者提供动力和榜样。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富于远见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命题，决不像有人宣称的是什么“正确的废话”。以当前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实际状况来看，大力宣传这个口号，提倡这一追求目标，实为当务之急；我个人参观元化先生纪念馆时，也曾郑重地在留言簿上录下这句话，表示要奉为终生的座右铭。

    元化先生让我受益无穷的第二点启示，便是他的反思精神。他自述一生有三次大的反思：第一次是青年时期身处左翼文艺运动时对苏联文艺理论的反思，帮助他摆脱了30年代文坛上流行的一些教条主义影响；第二次反思从5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是对于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路线的检讨，使他明确了自己所应采取和坚持的思想立场；第三次反思则在他的晚年，是对“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以及90年代后期兴起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风气的回顾与批判。可以说，他这个人一生都在反思，不断地向自己追问，给自己出难题。这样一种勇于反思且善于反思的表现，在当今学术界、思想界里并不多见，特别是拿“反思”充当个人从事思想与学术活动的特定标志，更称得上绝无仅有。反思实乃当前中国学人与思想者之所必需，只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向自己质疑，不断修正自身原有的不合时宜的看法和想法，才有可能为民族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建设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通道，不至于陷入盲目性和片面性。不仅中国人需要反思，西方人当亦有此需要。因为打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同样走到了一个拐角点，同样面临极大的困境——用什么来代替崩溃和解体了的传统信念与理性呢？难道非理性的“意志”和无限膨胀的“欲望”，真能取代理性和信仰的主导功能吗？所谓“后现代”、“后工业”的预告，固然提示着人类文明的新取向，而一个朦胧的“后”字，不也正昭示着路向的不明，还需继续探索和不断反思吗？看来反思精神实属当今时代共同迫切的需求，而元化先生的一大可贵处正在于不讳言反思，还要身体力行地发扬反思。我们可以不尽然同意其思考的结论，甚至不完全遵循其反思的方式，但不能不承认反思的极端重要性，更需要下大力气不断加强反思的深度，逐步提高反思的水平。

    我们都感觉到，经历90年代反思之后，元化先生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包括原先为之辩护的“五四”传统、激进思潮、“高调”民主、理想主义等，均加以新的批判和检讨。有人说他“转型”，他自己则坚决予以否认。究竟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我在长时间里对此亦产生过困惑，曾想向他当面请教而未获机遇，最近重读他在《沉思与反思》一书中收辑的系列文章，恍若有悟。我发现，文章里尽管对过去肯定的东西作了重新理解，但决不是简单的否定，乃是一种更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其思考的立足点并没有转移，而仍然固守人文知识分子的本位，固守人文精神的内核。如书中多处讲到知识分子要有公共关怀及人文情怀，要发扬自由思想和个体人格，在破除了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之后，仍要坚持追求真理、追求理想，不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浪潮所裹挟，等等，这不正是其一贯的立场和思想信念吗？认识会有改变，立场并无移易，万变不离其宗，仍归属于人文知识分子本位。我想，他之所以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转型”，道理恐怕就在于此。由此我更进一步领悟到，元化先生毕竟是在“五四”启蒙精神的培育下成长的，他在青年时期又认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受到近现代欧洲文学和俄苏文学的熏陶，其人文情怀便是这样树立起来的。尽管后来的生涯中历经磨难，而年轻时的信念，不但未曾衰减，反倒至老弥坚。这也是他能成为思想文化界的大师级人物，受到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尊崇的基本原因吧。

    斯人已逝，风骨长存！谨以上面谈到的这些体会，作为我对元化先生的一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