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奂午，现代诗坛上的“失踪者”

    一

    前不久，一位年轻的朋友从旧书摊上淘得一叠书信原件，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这些信札上，收信人的名字被卖主一一割裁而去，只剩下了写信人的名字：奂午。原来这是老诗人毕奂午先生的一些手札。老人娟秀的字迹我是熟悉的，因为他生前也多次给我写过这样的手札。

    从书信内容可以断定，信是写给另一位诗人和散文家田野先生的。写信时间大致是在1980年代期间，信中内容大多是我在十年前写的那篇《寻访一座“美丽的孤岛”》里说到过的，每年樱花盛开时节，毕奂午老人都会给住在汉口和武昌的几位老友发出的、邀请他们到美丽的珞珈山看樱花的“诗柬”。

    但也有几封书信，留下了一些“史料”。例如有一封信上写道：

    ……我的那些拙劣的旧作，你居然把它们选出，并准备刊发。这真使我汗颜。那些诗我已无印象，只记得何其芳在准备为我选第二个集子时，他说：你的《火烧的城》一出，我也将不再画“梦”了。这大概就是那时的一点“作用”。其实，这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作用。

    近日，闻一多研究室在整理闻先生手稿时，见到几页选诗原稿的目录，复印了给我一页。因系闻先生手迹，又以你曾写了闻先生电视剧，总是有点关系，就把它寄给你吧。

    ……

    两位老人在世时，我曾有幸与他们都有过一些交往。如今，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已远去，睹物思人，心中不免有些怅然。

    毕老生前，隐居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的一栋老房子里，除了二三老友，似乎完全被文坛遗忘了。他成了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位“失踪者”。有关他的文字资料，迄今我也只见过两三篇，一是易竹贤、皮远长两位先生合撰的《〈金雨集〉读后记》，载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的一册薄薄的《金雨集》中。这册诗集，即是毕奂午在40年代出版的两册诗集《掘金记》和《雨夕》的合印本（前几年我在武汉大学门前的一家旧书店里，还买到过一册毕老的亲笔题赠本）；二是老诗人马希良所撰《老诗人毕奂午今昔记》，原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二期，《金雨集》中也作为“附录”收入了。

    毕老去世后，我特别留意过，却也不曾见过有什么纪念和回忆文章。这当然不能说是老诗人身后的寂寞，而是他生前的深隐与默存的姿态的继续。但作为40年代中国诗坛上的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他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二

    毕奂午先生，原名恒武，后改奂午。曾用笔名毕篥、李福、李庆、鲁牛等。1902年12月出生于河北井陉县贾庄。这是太行山东麓的一个矿区小山村，他在这儿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他的祖母知书识字，他很小起便跟着祖母读些《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及《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之类的文学书籍。这几乎是他接受中国文学熏陶的启蒙课程。所以他在念小学前便能背诵《陋室铭》和《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等。与此同时，家乡的矿工们的苦难与悲惨的生活，也深深地刻凿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使他明白了这个社会的贫富不均和许多不公平。

    1925年秋天，他由村小学而考入北京师范学校。这是当时极有名气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设备好，课程齐全，而且经常延聘名师任教。同时这所学校也有着良好的文学艺术环境，文学家老舍，就是这所学校较早的毕业生。在北师的各门学科中，毕奂午尤其喜欢文学和音乐。他在国文老师于澄宇、王西徵、高滔等人的影响下，开始了文学习作，并渐渐地显露了他的创作才华。后来收入《掘金记》里的部分诗文，便是此时创作的。其中一些诗作如《春城》、《村庄》、《田园》等，原是国文教师在课堂上出的作文题。当时教他美术课的老师有李苦禅、赵望云、汪采白等，音乐和美术也为他的诗歌风格的形成起了不少的作用。

    1928年，正当青春年华的毕奂午，为向往光明的发源地，与同学王荣庭（即后来的被称为“西部歌王”的音乐大师王洛宾）一起结伴到了哈尔滨，打算从哈尔滨奔往红色莫斯科。但由于各种阻力，未能成行。在哈尔滨的三个月的流浪日子里，他和同学一起住进了有如高尔基笔下的那种《夜店》式的鸡毛小店里。他至今还记得那地名叫地包小白楼，宿舍是地下室，窗户比马路还低。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当时最底层的生活和最下层的人物：卖苦力的、无家可归的逃亡者、白俄浪人、小偷、乞丐、下等妓女等等。这些阴暗的生活面和被扭曲的灵魂，为他后来写《雨夕》储备下了素材。

    1931年，毕奂午从北师毕业了。但那时候毕业即是失业，没有找到工作，他只好暂时留居北京，继续深造于“社会大学”。这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图书馆度过的。生活也极其节俭，玉米面窝头或干烧饼在火炉上一烤，就着一杯开水，便解决了一顿午饭。贫乏的是物质生活，而充实的是他的精神世界。有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北师时的国文教师王西徵先生合作，为《世界日报》编辑了文学副刊《慧星》二十多期，发表了不少传诵一时的新文学作品，并最先发表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怎样写诗》的中文译文。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也一跃而上了一个高峰。其原因之一是他的一位好友李威深从太行山矿区来到北京，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李威深以前也在北师读书，后因思想激进而被校方开除，继之到了毕奂午的家乡一带参与了矿工运动，下过煤矿，当过井下工。李威深把太行山矿区的工运情景描述给毕奂午听，引起了他童年时代的有关矿山、煤窑、高耸的烟囱的许多回忆，也唤醒了那潜伏在他心灵深处的创作的矿区。于是，他挥笔创作了《人市》、《下班后》、《幸运》等一组描写矿山生活的散文和小说。用毕奂午自己的话说，“在那里，我看见不知有多少的人遭遇着像外国小说里面所描述的滨海渔民的同样命运——滨海居住的壮丁们的生活是都被大海吞噬了。河泊山下的居民的幸福也多半在那怀抱着煤块的岩石上撞碎。于是我便描了这样几幅小画。”（《掘金记题记》）

    1934年，经过考试，毕奂午被聘为天津南开中学教员，教初中的国文课。当时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有李尧林（巴金的三哥）、何其芳、高远公（王国维、梁启超的学生）、李苦禅等。他们不仅在教学上给予了毕奂午直接的帮助，同时也成了创作上的挚友。那时正在北京编《文学季刊》的巴金和靳以，主编《水星》的卞之琳，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萧乾，以及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任教的曹禺等，也都相继成了毕奂午的师长和挚友。师友间的切磋帮助，使他的创作日臻成熟。

    三

    1935年，巴金先生把毕奂午的十首新诗和四篇散文编成一集，题为《掘金记》，列入了“文学丛刊”第二集的十六种书中。这是该集中唯一标明“诗集”的一种。后来据闻一多先生的遗札记载，他准备编选的《现代诗钞》中，《掘金记》也是一部拟选进的重要诗集。稍后，巴金又将毕奂午新创作的另一些小说和新诗编成一本《雨夕》，列为“文学丛书”之一种出版了。巴金亲自为这本集子写了“后记”。

    这两本诗文集在思想内容上紧扣时代和民族的脉搏，直面现实和人生，与当时的“革命文学”取同一的步调。诗人的目光紧紧地注视着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而在艺术上，它们也迥异于当时正泛滥于诗坛的、带有严重的“唯美主义”倾向的“新月派”诗歌作品。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何其芳当时和毕奂午在感情上亲如兄弟，创作上也互相提携。何其芳在《梦中的道路》中曾写到：

    有一次我指着温庭筠的四句诗给一位朋友看：

    楚水悠悠流如马，

    恨紫愁红满平野。

    野火千年怨不平，

    至今烧作鸳鸯瓦。

    我说我喜欢，他却说没有什么好。当时我很觉寂寞。后来我才明白我和那位朋友实在有一点分歧。他是一个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寻一分意义；我呢，我从童时……以来便坠入了文学魔障。我喜欢那种锤，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

    何文中说的“一位朋友”即是毕奂午。何其芳的话是坦诚而中肯的。他此后在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的质的飞跃，固然还有许多别的原因，但毕奂午对他的影响，使其有时“厌弃自己的精致”而从“梦中的道路”上逐渐醒悟过来，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雨夕》集中有一首《火烧的城》，其中有这么几句：

    是谁被抛弃于腐朽，熟睡

    如沉卧于发卖毒液的酒家，

    在那里享受着梦境无涯？

    欢乐的甜蜜，吻的温柔谁不期待？

    但那带着枷锁的苦痛的手指

    将推你醒来……

    毕奂午的这首诗不是写赠何其芳的，但诗中的寓意却深深打动了何其芳的心。读后，他曾感慨地对毕奂午说道，是的，我们不能再做梦了，而应该如诗中所言，让带着枷锁的苦痛的手，把我们推醒、摇醒了……

    诗人艾青在《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一文中，大篇幅引录了《火烧的城》这首诗，并且如是评价道：“毕奂午，保持了《灭亡》的情感的深沉和语言的朴素与有力，写了一些刻画土地沦亡的痛苦的诗篇……”

    还需提及的是，《雨夕》中目录所列《缴械》和《艺术的劫运》两篇，有目而无文。巴金先生的《后记》里未说原稿缺佚，而印本里刚好空了两文所占的页码，可见是被当时的书报检查官们强行抽禁了。由此也可见这作品其时是不能见容于当局的，其原因正是它们所蕴含的激愤与悲怆的声息。半个世纪后，艾青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27—1937）时，就收入了《掘金记》和《雨夕》中的几篇作品，并加以赞赏。

    可是，就在这颗诗坛新星刚刚升起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华民族进入了空前劫难和艰苦的历程。作为一介书生的毕奂午也在劫难逃，被日本法西斯投入了监狱，受尽了屈辱和非人的摧残。有一段时期，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的损伤，几乎丧失了记忆力。——这也正是艾青在他的文章里说到毕奂午的诗时所写的，“诗人似乎就一直生活在已经沦陷了的城市里，除了读到他这样痛苦的诗之外，从来没有得到他的消息”的原因了。是的，日军的黑牢当然不是歌吟的场所，他被迫放下了诗笔，停止了歌唱。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他与心中的诗神默默暌离了。这当然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个损失。

    四

    1946年，由巴金先生和李健吾先生介绍，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聘请了毕奂午到清华任助教。1948年，他又调任华中大学讲师，翌年晋升为副教授。在这期间，全国的解放战争开始，“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风潮此起彼伏。毕奂午先生坚定地站在正义的一边，追求光明，向往民主与自由，全力地支持青年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与当时的清华大学、华中大学两校的从事地下活动的中共党员学生，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的家也成了学生地下党员的活动场所和掩护所。

    不仅如此，他的尘封了多年的诗心也因学生的高涨的情绪而复活。他除了把刚刚领到的几十块银元的“应变费”全数捐赠给了地下党支部，编印了《毛泽东文选》等宣传文件，而且还重操诗笔，写了《罢课》、《小溪》等诗传单和唱词，曾在校园中传诵一时。这些篇什可惜都散失了。

    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毕奂午先生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先后担任中南文联、第一届湖北省文联、武汉市文联、湖北省文化局等机构的领导职务。1950年调武汉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十年浩劫期间，他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也在劫难逃，先是被迫离开教学岗位，接着是下放到农场，整整当了十年的“放牛娃”。“教授”头衔早就没有了，工资被扣发，书籍也被查抄殆尽，还被勒令住进了“牛棚”，可以说是丧失了一切做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权利。为此，他曾哭笑着把自己的名字“奂午”戏称“唤牛”。

    所幸他从这漫长的灾难中幸存下来了。当他放下放牛鞭，重新拿起粉笔和教鞭时，他已经年近古稀了。为了回报和答谢四面八方的老朋友的寻找和关切，他又重新拿起诗笔，写下了《初出牛棚告白》等几首新诗。从这几首诗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一位老诗人、老教授十年中所受的苦难和屈辱，以及他对那场噩梦般的浩劫的愤怒与控诉。更为难得的是，这几首诗也坦露了这位饱经风霜的、正直而且善良的文学老人眷恋人生、乐观向上的襟怀。

    此后，他便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教学和科研上了。带研究生，为中青年教师提供资料、审读论文著作，为慕名求助的文学青年看习作，解答各式各样的问题，真正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有劳必效，“俯首甘为孺子牛”了。老人自己有言：“站在讲台上讲课，我是体力不支了。但我可以像珞珈山上的拾柴人，多捡一些枯枝落叶，供中青年教师们烧火煮饭，做出美味佳肴来。”这也正如他的《初出牛棚告白（二）》中所写的：

    我愿为成熟了的果实，

    怀抱着充溢的甜蜜的浆汁，

    在枝头唱着丰收的歌曲，

    随着园丁的手沉重的落地。

    或如田间的稻粱，

    长熟了再运往田场。

    让连枷、打谷机去捡选、簸扬，

    把饱满的谷粒填进粮仓。

    像一片绿叶也可以，

    承受雨露阳光，日日夜夜，

    养育树干枝条的成长。

    工程完了，绿叶转成红叶的深秋也来了，

    那时，我这衰竭、枯焦，

    裸露着叶脉的躯体，

    将坦然地随风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