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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体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于儒家哲学，中国历史、思想史，以及宗教的研究，使他成为了老清华国学院时代灵魂性的人物。梁启超从“万木草堂”开始，就具有了世界性的视野，提倡史学应“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即研究中国，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还应具有世界视野。梁启超在百年前世纪之交所面对的那场整个民族的危机，包括传统与新的世界秩序的冲突，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代性危机以及国学的嬗变，有着很多共通之处。作为与梁启超的研究视野十分接近的历史学者，德里克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革命史的研究，并将关于地方性历史经验的思考融入到其对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霸权的理论批判中。从这一点来说，德里克老师出任“梁启超纪念讲座”教授，正体现了我们重建清华国学院的目标之一，即超越人们对国学研究方法、范畴的一般理解，注重“中国主体”与“世界眼光”的统一，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从内部研究中国的理论创新。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谈德里克出任“梁启超纪念讲座”教授的意义（董一格记录整理）
德里克记不清自己来过中国多少次了，“总有20次吧”。第一次是1983年，第二次是1989年，再以后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半年，有时两个月，也有时只是几天，开个会就回去。然而，出生于土耳其的他，自1969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踏上土耳其的土地。可以说，几十年来，他与中国的关系，要远比与土耳其的关系密切。
德里克对中国发生兴趣是在1960年代中期，那时，他只有20来岁，今天，他年届古稀，头发已稀疏，两撇惹眼的八字胡也已花白，但对中国的兴趣却未有稍减。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他以《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的地位，后来则转向全球化、后殖民等问题的研究，但他仍然念念不忘20多年前就已着手的关于1927年广州起义的书稿，“从北京回去之后，我会回到这个题目上，完成书稿”。
德里克此次到中国是受清华国学院邀请，出任“梁启超纪念讲座”的第一期主讲人，为期两个月，系列讲座的题目是“变革时期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全球现代性的视角”。“出现在以梁启超的名字命名的这个讲座上，我很荣幸，”德里克说，“这些天来，和老朋友刘东教授、陈来教授，以及他们优秀的学生们课上交流讨论，课下喝酒聊天，感觉非常享受。”
接受记者采访时，有翻译陪同，但实际上，应付这样一个聊家常式的访谈，德里克的中文绰绰有余。如果采访地点不是在清华国学院会议室，而是在酒吧咖啡屋，略饮几杯，德里克谈兴或许会更浓。
差点参与军事政变
“我能受到比较好的教育要感谢父亲。父亲在土耳其南方的农村长大，高中没毕业就去经商，生意很成功，一跃成为中产阶级。他很重视子女的教育，我和一个妹妹、三个弟弟都被送到了私立学校读书。”德里克告诉记者。
德里克上的是在土耳其享有盛名的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这所学校由美国人创办于1863年，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其教学内容和方法完全是美式的。小学毕业后，德里克即进入罗伯特学院，先花两年时间学英语，接着读中学、大学，前后达13年之久。
上大学，德里克想学物理，但父亲不同意。那时搞物理很难赚钱养家，最好的选择是做工程师。在父亲的干预下，德里克读了电子工程专业。德里克的如意算盘是，将来到美国留学，再从工科转到理科，但没想到的是，他最后的选择是文科。“我到美国后转学历史让父亲非常生气。我向他报告这个消息，他甚至没有回信。”德里克说。
实际上，去美国之前，他就对历史学感兴趣。1960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正酣，1962年发生了古巴危机；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土耳其，1960年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他想弄明白。他觉得历史能给他一些答案。
1963年，大学三年级的德里克担任学生会会长，发起了一个研究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的系列讲座。他们邀请军人、妇女领袖、左派、右派等各方人士到校园里发表演讲，受到欢迎，也让一些伊斯兰主义者不高兴。“我那时表现得‘很进步’，以至于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德里克说。
德里克的活跃受到了军人的注意。1963年的一个晚上，军方人士请他到一个宫殿里开会，问他肯不肯参加政变。“我从事的是思想活动，不是政治活动。”德里克这样回答他们。
在台湾学汉语、淘旧书
1964年，24岁的德里克获富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前往美国，入读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但读了两个月，德里克发现，相对于物理学，他更想学历史，具体则是中国历史——和土耳其一样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革命成功，他想了解，这场革命是什么性质的。
于是，德里克跑到历史系，找到了研究日本史的著名学者Harry D. Harootunian教授。Harootunian听了德里克的自我介绍后说：“学物理的学生都很聪明，如果物理系可以接受你，我们大概也可以。”
研究中国历史，首先要学汉语——这可让德里克吃尽了苦头。那时，罗切斯特大学没有教汉语的老师，也没有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德里克只能先学日本历史、俄国历史等等。
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德里克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系学习。伯克利是美国汉学的重镇之一，在这里的两年时间里，德里克学习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也听了何炳棣、魏特夫等著名学者关于中国历史的讲座。
1969年至1970年，德里克前往台湾，继续学习汉语。台湾大学斯坦福中心为美国研究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一天十个小时学习语言，读的材料越来越难，“比如章太炎的作品，很难懂”。
在台湾的另一大收获是收集旧书刊。人们在大街上卖自己二三十年代买的图书杂志，德里克淘到了对自己后来写博士论文非常有用的《读书杂志》。德里克跑去拜访陶希圣，并买齐了陶希圣发表于二三十年代的著作，“都是几十年前的原始版本，在大街上找到的”。
“那时候台湾非常有意思。电影院正片上映之前，大家要站起来唱三民主义的歌，要看讲述蒋介石如何辛勤工作的纪录片。另一方面，在大街上，关于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不难买到。”德里克说。
“60年代的经验”
德里克自称属于“60年代的一代人”。1964年他到美国时，适逢越战升级，随后，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60年代也是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高潮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这些运动，德里克或多或少参加了。同时，他也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革开始时，德里克正在伯克利。当时，东亚语言系的汉学家很少就文革发言，而历史系、政治系、社会系的师生对文革却特别关心。老师们看法并不一样，常常吵得不可开交。“有一位Chalmers Johnson教授对文革的评价是：‘没有别的解释，中国人发狂了！’而另一位Franz Schurmann教授则支持文革，他甚至跑到香港去买《毛主席语录》，问那里中国公司里的工人们能否准许他参加自我批评活动。这两位教授经常有冲突。而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研究生多半是支持文革和毛泽东的。”德里克说。“他们两人都是伟大的学者。直到去年去世，Schurmann一直都是一位激进的学者。而Johnson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了一名强有力的美国外政策的批评家，他最近刚刚去世。”
在这种对中国政治进程的持续关注以及不断争论中，德里克逐渐形成了对中国问题的个人看法。“我和一批年轻学者认为，像费正清等老一代汉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应该选择新的路线。1975年，我们创办《近代中国》杂志，作为自己的阵地。”德里克说。
年轻一代学者中，大家的观点也并不一致。虽然是“革命派”，但德里克与“太热情”的毛主义者常常发生冲突。1976年，《近代中国》组织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专题，很多老一代学者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有的年轻一代学者则认为“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他们说的都不对。老一代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欧洲以外的人无法真正了解，我觉得有太强欧洲中心的色彩。年轻学者认为毛泽东实践的是纯正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同意，因为第三世界的情况和欧洲并不一样，马克思很少谈到第三世界不同国家的情况。”德里克说。
1971年，德里克尚未完成博士论文，就到了杜克大学任教。在年轻一代学生身上，1960年代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他的一些很聪明也很有社会关怀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成了毛主义者。他们的毛主义是“听党的话”、“枪杆子里出政权”等等。这些学生决心反对美国的种族主义，他们花费大量精力和种族主义组织3K党做斗争。这一斗争在1978年11月的对抗中达到高潮，其间和德里克非常 亲近的几个学生被3K党徒杀害。这件事给了德里克极大打击。“这件事强化了我对教条主义的怀疑，让我明白，不能没有分寸、不计后果地绝对忠诚于一种意识形态。”德里克说。
不管怎样，“60年代的经验”对德里克有深远的影响。他那种左派的立场、理想主义气质、批判质疑的态度，不能不说是60年代的馈赠。
第一个把全球化概念
介绍到中国的学者
1983年，距离他开始研究中国已将近20年，距离他的成名作《革命与历史》发表也已有5年，德里克第一次来到中国，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国家。“那时的中国还很穷。老百姓很少有肉吃，但还是给我们很多好吃的，肉呀什么的，很热情地招待我们。那时的中国是很有社会主义的味道的。”德里克回忆说。他对当时中国单位体制下的死板管理也印象深刻，“我们住在南京大学专家楼，如果晚上回去太晚，就只有爬墙进去了”。德里克在演讲中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南大老师给的评语是“不正统”、“修正主义”，但一些学生很感兴趣，晚上跑来和他切磋马克思主义。
在德里克看来，198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一边是开放，一边是控制，“我们那时都不清楚中国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这种不稳定发展到后来就是1989年，那年，他第二次来中国。
德里克第三次来中国是在1993年。受俞可平的邀请，他在中央编译局做了题为《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分析》的演讲。“1980年代我到台湾，已经有人讨论全球化问题。但我1993年演讲时提到这个名词，在场的学者还是第一次听说，对Globalization怎么翻译还有一番讨论。后来人们说，德里克是第一个把全球化概念介绍到中国的学者。”德里克说。
进入1990年代以后，德里克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转向了全球化、后殖民等问题的研究，出版了《革命之后：警觉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等著作。由于这些撰述，德里克被认为是对后学的崛起以及各种与后学相关的术语进入学术话语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特别是，作为左派史学家，他提出后革命和后社会主义两个术语，在国际和中国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后现代问题上，他与自己在杜克大学的同事、后现代主义权威理论家詹姆逊观点颇有不同；在后殖民问题上，他与霍米·巴巴等学者的看法也多有分歧。这种不同和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关注和研究第三世界——其中主要是中国——的独特背景。即使是后学研究、文化批评，他也常常以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精深研究作为立论的主要根据。“我首先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德里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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