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之由来

    在担任《我的前半生(全本)》责任编辑时，我不停地翻阅图书档案，看到过两册不是李文达写的《我的前半生》。1964年版《我的前半生》责任编辑王兰升说，这叫“灰皮本”。粗粗地过目，觉得它文字颇为老气，更接近民国时期的语言，使用古话、成语颇为考究。有些说法相当个别，例如，把野心与欲望称为“野望”；把刚开始的时候叫做“在一起初”；今人常挂在嘴头的“择要”一词则表述为“择尤”，等等。在内容上，也有许多与后来的《我的前半生》不同之处，例如，开篇多出一个“引言”，而且写成了导游北京；还有旧体诗今译，等等。史实方面，把汪精卫行刺摄政王的时间推迟了一年……观点上，把清初汉族人帮助满族人打天下，与现代社会的“汉奸”相提并论……有人告诉我，这个本子是末代皇帝的人生观转捩进阶初期，最直接的心迹表露，与后来的《我的前半生》相比较，它有对照价值和历史存真价值。于是，我就产生了深入了解“灰皮本”的兴趣。

    在文献中找内证

    在进入本节内容之前，首先讲一讲何谓“灰皮本”。“灰皮本”是否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灰皮书”？非也。“灰皮书”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一些权威出版单位内部印发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著作，以适应于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这些批判材料，有许多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公开出版了。“灰皮本”不是批判材料，是总体来说很好，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作品。周恩来针对“灰皮本”对溥仪说：“你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斯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详见《出版史料》2006年第4期拙作“《我的前半生》档案记略”，下文述及的周恩来言论均出自这篇文章）周恩来的评价，是“灰皮本”较早、较深刻的接受观点。然而，为何叫“灰皮本”呢？这是就封面装帧的颜色与设计风格而言，也区别于李文达“另起炉灶”的《我的前半生》，在当时群众出版社中，它是约定俗成的称谓。几十年过去了，人们研究《我的前半生》，说到这个本子，就叫“灰皮本”，乃至产生了国际知名度。

    要说“灰皮本”的渊源，应该从溥仪自己的述说来寻觅。《我的前半生（全本）》第318页以后，散见溥仪撰写自传的蛛丝马迹。他说自己在苏联曾写过一个“陈述书”，叙述一生的经历，但“写得非常不老实”。这应该是溥仪最早的自传。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靠在苏联“蒙骗”管理人员的经验和对同押的家庭成员、侍卫人员的控制，又写了一份“骗人的‘自传’”。新中国的镇反运动中，他写了检举日寇在东北的罪行的材料，但“一面口头上接受革命理论，一面用汉奸理论为自己辩护”。此时，他已经从抚顺迁往哈尔滨。在哈尔滨，他写过一些对所方教授的政治理论、中国近代史等课程的学习体会。1954年春天，迁回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他“已经不记得在‘检举认罪’的九个月间，一共写了多少次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不但从头到尾地写了自己的经历，而且“今天一条、明天两条，左也认罪、右也检举”地往上补充。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从蒙骗向认罪转变。1955年4月，伪满战犯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这个“学习委员会”在溥仪特赦前后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溥仪在“学习委员会”的组织下，也写过一些东西，估计，“学习委员会”也留下了关于溥仪认罪和改造的口述记录。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收有“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日记存篇”。注释整理者云：“当时，战犯管理所要求在押人员每人写一篇自传，溥仪也把参观文字编入自传之中……”其中溥仪在抚顺、哈尔滨、长春、鞍山、沈阳参观的日记，几乎就是“灰皮本”第十三章（6）的内容。其流畅连贯的文笔、肺腑张扬的认罪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与一些同仁仔细研究，觉得它不太像日记。是先有日记，后有自传，还是先有自传，后根据自传，勒为日记，阙疑俟考。

    总之，“灰皮本”有一个长期酝酿、积累的写作过程。

    关于成稿

    要了解《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的成稿，由于缺乏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佐证，比较困难。1988年，群众出版社《人龙人》摄影集的责任编辑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搜集材料，听当时还健在的老所长孙明斋说，“文革”中，所里烧了不少珍贵档案。近几年有公安部的同志跟我说，抚顺所的一部分档案流入民间了，却不知下文。与溥仪关系较密切的所方干部金源等人均已作古。能掌握的一些说法，出自溥仪、溥杰兄弟，李文达以及研究溥仪生平的历史学者和传记文学作家。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全本）》序言“中国人的骄傲”中说：“我从1957年下半年起，就开始准备着我的回忆录的写作了。”据说，撰写过程历时一年半左右。溥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参与了这个回忆录的写作。1987年，李淑贤和李文达的版权纠纷日趋白热化，溥杰站在李文达一边，为“定本”撰写了一篇序言。序中特指“灰皮本”云：“那篇《前半生》，并非现在读者所看到的《我的前半生》。”那么，现在读者所未看到的《我的前半生》是什么呢？李文达在1989年，曾为打官司之事，写有“我与溥仪及《我的前半生》”一文。文中说：“那是从日本战犯写忏悔录总结前半生引起的。战管所认为，日本战犯自觉地总结自己的前半生，是促进他们自觉改造的好办法。就让伪满战犯都来仿效，写写自己的前半生。伪满战犯都写了，题目都叫做《我的前半生》。溥仪写作能力较差，所里就让溥杰帮他写，还让许多伪满大臣、将官给他提供伪满时期的材料。所方又从辽宁图书馆借来一些图书，大批演义小说，如《清宫十三朝演义》（许啸天著）之类的书供参考。《我的前半生》就是这样由溥仪口述，溥杰执笔写成的。稿子出来后由战犯自刻蜡板，印了60本（就是59年我们在公安部看到的油印本）。”

    与李文达这篇文章大约同时问世的群众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第八章第一节，也提到李文达所述的内容，但个别史实更具体化：“昔日的伪满大臣王子衡、王光寅和蒙古族的正珠尔扎布、甘珠尔扎布等人主动向溥仪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线索和资料。”还述及潘际垌《末代皇帝传奇》一书的出版，给予溥仪撰书的影响。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记录》“顽石点头‘皇帝’写自传”一节，曾引用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员李福生的文章展开叙述。指出溥仪写自传是所方反复教育的结果，“管理所领导还亲自审阅书稿帮助他推敲和修改”。

    上述史料说明，“灰皮本”的创作主体并不是单一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对书稿的完成起到发动、推动和支配作用，许多伪满大臣、将官所写自传也糅入了“灰皮本”，等等。

    当时，国人撰稿没有电脑之类高科技辅佐，最早的《我的前半生》有一份手写稿，后来就变成了“自刻蜡板”的油印本，内部印行“灰皮本”也就有了依据。

    内部印行

    据李文达讲，1959年末，公安部预审局姚伦副局长，给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艮（俩人是堂兄弟）拿来一册油印本《我的前半生》，本子的来源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公安部的刘复之、凌云、席国光、王仲芳等人，都翻看过油印本，认为“溥仪出于沉重的悔罪心情写出这本书，用意是好的，也是不容易的”（凌云语）。2006年春天，刘复之曾跟我说：“毛主席看过《我的前半生》，说写得不错，这才引起我们的重视。”毛主席所言《我的前半生》，不会是1964年3月版的“定本”，只能是“灰皮本”（确切地讲，应该是“灰皮本”的前身油印本派生出的另一个本子）。因为，到了1964年，公安部已经把《我的前半生》“重视”出硕果来了。

    周恩来于1960年1月26日召见溥仪及其家属谈话时，对溥仪说：“你写的那份《我的前半生》还不错。”“还不错”的说法与毛主席“写得不错”的言论是相呼应的，这就是公安部方面对这个本子赞叹的原因。据有关史料记载，少奇同志也说它“写得不错”（详见《中华读书报》2010年7月14日第五版拙作“《我的前半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困厄”）。毛、刘、周的评价，为“灰皮本”的问世奠定了一言九鼎的基础。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强调。第一，虽然有人把油印本拿到群众出版社，但群众出版社早就知道油印本的存在，似乎在等待油印本的到来。因为，从毛、刘、周到公安部再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群众出版社是一条线，抚顺战犯管理所归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领导，群众出版社的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就是公安部办公厅的主任、副主任；其中间环节公安部（中共中央于1956年成立了由公安部、调查部和统战部主要领导罗瑞卿、罗青长、孔原、徐冰、徐子荣五人组成的“处理战犯专案小组”，这个小组由公安部牵头，专门负责有关战犯的政策和重大问题的研讨与处理），把溥仪接受改造的表现及时向党中央汇报，当党中央有了指示，公安部就会因势利导，要求群众出版社有所举措，完成一部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史料价值的书稿的编印工作。第二，据图书档案记载，“灰皮本”之外，还有一个根据油印本排印出的产生时间稍早于“灰皮本”的十六开大字本。周恩来曾对溥仪说：“你写的东西有20万字。”这和“灰皮本”45万字的篇幅相距甚远。当年在群众出版社工作的老同志也有人回忆见过这个本子。或许它是45万字作品的抽印本？估计，毛主席、周总理看的就是这个本子。

    群众出版社为了满足政法系统的需要，决定用850纸型的32开本，以上下两册的方式，把45万字的油印本排印成铅活字本，然后在系统中发行。在发稿前后，编辑部同志多次议论这本书，认为历史事实未查对，书中有些论点有许多不妥甚至错误之处，而且只写到1956年。采取的编校办法是“除了改正了个别错字和标点符号以外，对文章内容未加改动，完全按照原稿印出”。还对“灰皮本”作了文体界定——“反省笔记”。出版之前，编辑部撰写了征订目录。1959年12月28日，群众出版社副社长王仲方对这个征订目录批示：“此件徐副部长刘主任看过，同意照办。”在这个征订单上著录的印数是五千册（原稿有涂乙，把三千册改为五千册）。但李文达后来说是七千册。最近，经一位群众出版社元老回忆，当以五千册为确。这样，从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到1960年1月上旬（征订目录语），群众出版社投入人力、物力，把“灰皮本”抢印出来了。

    “灰皮本”的发行范围是政法系统17级以上干部，即1952年党和国家干部从供给制政治、生活待遇改为工资制以后的副科级以上的政法口干部。但实际上这个本子的流传更为广泛，看到这个本子的人还要更多。张治中和杨东莼在审读李文达“另起炉灶”的《我的前半生》二稿本时所说的“初稿”、“第一次稿”，即指“灰皮本”（笔者按，张治中云：“再拿现稿的内容跟初稿作一比较，我也认为确已大大提高……”杨东莼云：“第二次稿看了，比第一次稿写得好得多”）。他们都仔细地阅读过这个最早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内部印行之后，上海一位擅长金石篆刻的朱其石先生，曾给群众出版社来信，大概是有感于“灰皮本”史料之单薄，寄来了他所掌握的有关伪满洲国历史的文献目录。上海另一位擅长收藏的陆丹林先生，曾给群众出版社来信，为“灰皮本”纠正错情一百余处。就“灰皮本”而言，这是两位令群众出版社尊敬的读者。

    至于溥仪本人对于“灰皮本”出版的感激与获释其他战犯的反响，详见群众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兹不赘述。由于“灰皮本”是溥仪被剥夺政治权利在押期间，经抚顺战犯管理所指令而产生的认罪材料，它集合了许多战犯的认罪材料，成为许多《我的前半生》中的翘楚，故这个版本无稿酬。

    管窥“废弃”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一直类似内部文件，没有公开出版。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一些领导同志的高标准。毛主席对溥仪在书稿中不断地责骂自己的认罪风格有看法。周总理对溥仪说：“你写的东西有价值，作为未定稿，用四号字印出来送你一本，你再改，改为比较完善的。”陈毅副总理也曾指示外文出版社将“灰皮本”的修改稿译出对国外发行。第二，公安部以及群众出版社的挑毛病。“灰皮本”的缺点不少，李文达曾概括过它的主要缺点：“问题是他原来的《前半生》稿是以认罪为主题，而且对其认罪悔罪的描写有些过头，而悔从何来，思想又是怎么变化的，则看不出来龙去脉。”李文达的这个看法，代表了当时公安部领导层的认识。后来，“灰皮本”就走向“另起炉灶”，它也就被搁置起来不再使用了。

    2006年夏天，文学评论家雷达在电话中跟我提及“全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审，当时思想比较禁锢，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认识提高了，更加宽容……对当时的政审意见不一定都要维护。”2006年冬天，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朱宗震，写了一篇题为“信息封闭下的悲剧人生——读《我的前半生（全本）》有感”的文章。这篇文章在2007年春天发表于《南方周末》。文中说：“《我的前半生》及《我的前半生（全本）》，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在知识、教训、审美、价值观方面，是一本很好的书。但对于以求真为目的的专业历史工作者来说，它在文史专家们的指指点点下，在捉刀人的润色之下，或许不一定完全符合溥仪本人的思想境界。我们从书中看到革命价值观的高度连贯一致，恐怕不是溥仪所能达到的水平。因此，作为专业历史工作者，更愿意读读那本质实一点的油印本。”

    是的，如果有机会读一读《我的前半生》“灰皮本”，再把它与“定本”、“全本”对照一下，便可以完全还原一个末代皇帝的真实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