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历经四次大型修订,至2009年版(通称第六版)问世,从修订体例、思想解放、辩证唯物、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等宏观调控,到每一辞条释文之注音、释义、书证、语源、义项分立等具体行文撰拟,历次增、删、订、补,日趋完善,进步显赫,读之解颐,喜不自胜。
2009年版之学术品位,层楼更上,超越历次修订各版之境界,可喜可贺。
笔者于检索之余,或略随意检读,亦偶有发现尚不尽如人意之处。兹仅就人物条目释文残缺疏漏一项,略为举隅,以就教于编者、读者、专家、学者,亦供下次修订之参酌。
1.陈独秀(一册P271.3,第六版彩图本,下同,不另注)条,释文略云:“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被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1919年领导五四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以下叙政治经历,略)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获释,出狱后主张发动群众抗日,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在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以教书为生。后在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著作选编》(6卷)。”
按:释文乃将陈独秀单一定位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仅具其政治身份之一面,而失却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之本色,即见释文残缺不全。1917年继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随即发表《文学革命论》及《敬告青年》、《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偶像破坏论》、《“新青年”宣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等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其后,又有语言文字学著作《实庵字说》、《字义类例》等书刊行。则其学者地位牢牢确立而无疑。准此,必当补足“启蒙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于其定位总括语之前,乃见释文之完备。
2.陈寅恪(一册P278.1)释文略云:“1925年起,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湛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
按:释文残缺、疏漏,须补者六:
一、于其学术功底及造诣,失叙精通英、法、日、希腊、拉丁语文,亦通满文、藏文等。此关乎其治学主张、实践、成就:“打通文史哲,沟通中西之学”,故须补足,乃见释文之完备。
二、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以梁启超举荐而为四大导师之一。此标识其学术地位与造诣,岂可失叙?
三、1928年中央研究院北迁后,陈寅恪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专事史学及文籍考订)主任,失叙。
四、1948年以其学术成就而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二十八位院士之一。《辞海》人物条目其他院士多叙及之,而此条疏漏,乃见与其他条目体例不一,释文明显漏项。
五、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为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其他学部委员于人物条目释文多及之,而此独失,彼此相校,以见疏漏。
六、释文失叙其治史方法:以诗证史,开拓史学研究新途径,须表而出之,不宜隐没。
以上六项史实,皆标识其学术造诣、贡献、历史地位,不宜疏漏而隐讳。
3.丁丙(一册P472.1)释文略云:“清末藏书家。……文澜阁《四库全书》散佚后,丙多方收集并抄补。……”
按:释文于文澜阁《四库全书》散佚情状及丁氏兄弟抄补情状不明,行文显得粗疏陋略,致使丁氏兄弟于中华文化传承之贡献几为湮灭,此处确切表述,似应作:“清咸丰十一年(1861)末太平军二次攻占杭州,文澜阁藏《四库全书》毁于兵燹达三分之二。光绪八年,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设局补钞,历时六年,补钞2174种。”由补钞历时及数量而彰其文化历史之功绩,以识不忘前人之功业。此正“君子多识(zhì)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宋神宗为《资治通鉴》所作御制序)。
4.蒋百里(二册P1086.2)释文云:“浙江海宁人,名方震,以字行。1903年在东京主编《浙江潮》,鼓吹革命。190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6年回国。后赴德国习军事。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保定军校校长。1918年赴欧洲考察,1920年回国。后从事文化活动,与胡适等组织新月社。1925年复入军界,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德、意,试探调解中日关系之可能。后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对抗日战略多有建议。有《蒋百里全集》。”
按:释文有目无纲,且于军事、文化两面各失重要关目,显得释文残缺,未达一间。其可议可补者四:
一、释文于其平生著述失举军事著作《孙子浅说》、《国防论》、《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宋之外交》等;于其文学著作失举《欧洲文艺复兴史》,文学翻译失举日本人朝永十三郎所著《近世“我”之自觉史》,则其学者、作家身份不见矣。
二、释文于其文学、文化活动失举:1.赴欧军事考察归来,出任蔡元培、梁启超主办讲学社总干事,支持学社出版各种丛书,举办讲座,邀请泰戈尔、罗素等国际文化名流来华讲学,促进学术文化交流。2.于1921年1月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3.1923年与胡适、徐志摩组织创建新月社。则其学者、作家身份隐没矣。
三、释文所谓“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德、意,试探调解中日关系之可能”云云,莫如更确切释作:“抗战爆发,出国宣传,争取外援”,则其积极抗日之举得以准确表述而近乎实情。
四、因以上三项释文之陋略,则于其总体定位:“军事家、作家、文化学者”,暂付阙如,造成释文阙漏,有目无纲,失于统纪,均当补以完之。
5.胡先骕(二册P916.1)释文略云:“中国植物学家。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正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和院士。1922年参与创办《学衡》杂志,曾发表《评尝试集》等文批评新文学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植物分类学、古植物学和经济植物学的研究。曾发表水杉、秤锤树、木瓜红等新属和新种论文百余篇。……主要著有《植物分类学简编》、《中国植物图谱》……《经济植物手册》等。”
按:释文残缺当补者六:
一、释文失落:1923年再度赴美留学,并于1924年获哈佛大学植物学硕士学位;1925年,完成《中国有花植物属志》一书,首次对中国植物进行全面整理,获哈佛大学植物学博士学位。与其他人物条目之学位多为记述者不一,则此为漏项。
二、1930年,当选“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委员学术职务,失记。此标识其学术造诣于国际植物学界之评价与地位,亦为国人之学术荣誉,当为补释。
三、1948年,与郑万钧合著《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震动国际植物学界。此一国际学术贡献,理当表而出之,不宜隐讳或漏略。
四、1955年因所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出版,内有批评苏联李森科伪科学之论,而横遭批判,书遭禁毁,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并任命学部委员时,原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方面院士凡未离开大陆者,皆得任命为学部委员,唯独胡先骕一人未获任命。而今,即使不纠正当年历史之偏颇失误,亦当举证此书,以不泯没其学术贡献。
五、1962年2月17日于《人民日报》发表介绍中国科学新发现之长诗《水杉歌》,因得陈毅副总理“富典实,美歌咏”、“足以张大吾军”之赞誉,始得面世。此作足以代表其诗词造诣,且关乎其植物学专业新发现与贡献。此诗双关科学与文艺,故当于原释文“曾发表水杉、秤锤树……论文百余篇”句下,补释:“并于1962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诗《水杉歌》”一语,亦体现其自然科学家本职之外,又为诗人之一面。1960年,尝请钱锺书代为编订其平生诗作《忏庵诗稿》一书。
六、释文总括语仅具“中国植物学家”之一面,显然缺漏:“文学评论家、诗人”之定位,必当补以完之而后可。
6.胡愈之(二册P916.2)释文略云:“浙江上虞人,原名学愚。1914年起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9年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次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5年五卅运动中在上海编辑出版《公理日报》。1928年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后与邹韬奋等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推动创办生活书店,从事进步文化出版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到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代主席(等职)。”
按:释文多叙仕履及文化活动,失举学术文化著译,完全依照政治人物条目模式撰文,失其学者、作家之本来面目。枚举政治、文化活动,而开篇却失身份定位之总括语,即见多端寡要,不切题旨,且叙史事而有误。因而,似宜删略仕履及部分文化活动,而择要举其著译作品以见其学者、作家之本来面目。故本条释文可商者三:
一、释文所谓“1919年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次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表述不确。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成立于北京;则“次年”,显然失误。又,当初发起创建者为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十二人为主,胡愈之虽尝参与动议,而非主要成员,不提也罢,无损于胡氏之业绩光辉。释文故可略而不提,以省篇幅而让位于更重要之内容,似更相宜。
二、于其重要著译似可于下列数种摘要略举:散文集《莫斯科印象记》、《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学术著作《新兴国》、《世界语四十年》、《关于大众语文》、《东北事变之国际观》、《欧战与我国外交》,译作《图腾主义》、《国际法庭》、《诗人的宗教》等。
三、考其平生行述,开篇总括语似当补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定位乃确。
7.吴稚晖(四册P2415.3)释文略云:“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原名朓,后名敬恒。清光绪举人。1901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参与创办上海爱国学社。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5年与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常委。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有《吴稚晖先生合集》。”
按:释文失人物评价总括语,显得漏项,殊不相宜。吴稚晖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复杂而有变化的重要人物之一。考其平生行述,就政治而言,先是反清革命,后是拥蒋反共,虽“一生追随革命,却终生不入官门”。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于陪都重庆,蒋介石邀吴出任新主席,吴却以“三不”为由而力辞不就。以学术、文化、教育而言,却又贡献不小,其平生著述文稿近三十箱,依台湾刊行《吴敬恒选集》十三册,其中涵哲学、文化、教育、国音文字学、科学、政论、序跋、游记、杂文、书信各个领域,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亦殊可观。至于其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即以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共28名)一事,足以为学术文化人历史评价之重要参证。当初中央研究院毕竟代表国家学术文化最高机关,而院士制度亦为代表国家科学与文化最高之象征。其首届院士之选举亦可谓十分慎重:1946年由各大院校、专门学会、科研机关及学术界资望较高者分科提出候选名单,共约400人,1947年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审定正式候选人150名,原拟选出百人左右,1948年经评议会五次投票,选出81名院士。其中,人文组由55名正式候选人中选出28名。其选举以学术成就、贡献为唯一标准,郭沫若、马寅初政治立场及其言行明显亲共,并未因此而拒之门外,仍可当选为院士,其无政治干预可证者一;而当时国民党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官员却无人当选,其无政治干预可证者二。由此可见,吴稚晖名列人文组二十八名院士之首,足可为评定其历史地位、学术贡献之参照系。与其同时代曾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之教育家蒋梦麟称其为:“中国学术界光芒四射的一颗彗星”;平生曾获三十六个博士学位(含哲学、文学、政治学)的学者胡适之称其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思想家之一”;196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三届大会推举其为“世纪伟人”之一;此三方面评价,我们虽未必完全赞同,但未尝不可作总体评价、定位参照系之一。则综其平生行述,界定为:“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作总括语,乃合学术、历史之实际,似较允当。
8.张爱玲(四册P2875.1)释文略云:“中国女作家。原名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今唐山市丰润区),生于上海。童年时代亲历封建官僚家庭的衰败过程,青年时代又在香港体验到战争的恐怖,渐形成悲观的人生态度。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小说《倾城之恋》……1955年到美国,创作英文小说多部,……小说结集有《传奇》、《流言》,另有长篇小说《十八春》等。有《张爱玲全集》行世。”
按:释文残缺,尚有未明者三:
一、失叙求学经历之复杂过程,读者无从索解其何以能用英文创作小说多部,故须补足:“1938年毕业于上海圣马丽亚中学。1939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后因战乱改入香港大学而毕业。”释文必补此求学经历,亦使1955年赴美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文研究所研究员、1967年赴英国剑桥大学雷德克里芙女校为驻校作家之资格与任职之可能,有所来历。失其求学经历,则其后之经历与成就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矣。
二、于其业绩叙事漏项,中文创作、英文小说之外,只言古典文学研究有《红楼梦魇》,且失《红楼未完》;而未及译著:《老人与海》、《鹿苑长春》等。必当补出译著,乃成完释。
三、释文于其作品风格及其影响,暂付阙如,当补:“其作品既有中国古典小说故事性强,情节离奇曲折,引人入胜之特点,且成功运用现代西方小说之表现技巧,讲究人物心理描写与分析,生动细腻,趣味无穷,因而对台湾文学产生较大影响。”白先勇、陈若曦、施淑青、琼瑶等作家皆对其推崇备至,有所师承。必补此,乃见其文学贡献及影响之概貌。
9.张东荪(四册P2877.1)释文略云:“中国学者。……曾任光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1934年与张君劢等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撰文反对唯物辩证法,挑起‘唯物辩证法论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哲学上提出‘架构论’和‘多元认识论’,……人的认识由‘感性’、‘根由’、‘格式’、‘设准’等多元的精神范畴组成,‘外界不可知,而自我亦绝对不可知’(《认识论》)。著作主要有《新哲学论丛》、《认识论》、《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阶级问题》等。”
按:释文可商者三:
一、张东荪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文化界思潮动荡时代之活跃人物,几乎参预其时之所有论战,诸如社会史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哲学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等,则释文于其学术活动方面,似亦应有所论列而竟付阙如,当补之,乃成完释。
二、其平生耿直而坦率,如有所思则笔之于书,著译綦丰,原释所列著作之外,其《科学与哲学》、《道德哲学》、《价值哲学》、《现代哲学》、《近代西洋哲学史纲要》、《从西洋哲学史观点看老庄》等著作,皆有较大影响,此外译著如柏格森《创化论》、《物质和记忆》及《柏拉图五大对话》等书,似亦应择要摘举,以近全豹。
三、释文之前,于人物历史定评之总括语,只泛泛称之曰“学者”,殊为不确。“学者”,仅仅为求学者,做学问者,至多为学术上有所造诣者之称,未涉于造诣之浅深、成就之高低;而“家”,则专指于某一门专业、行业具有较高学识、造诣精深、技艺高超,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而声名昭著者之称。在中国现代哲学界,哲学史家们似乎尚无人否定张东荪为哲学家之资格。至于其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哲学家中究属哪一派,则待商量。
10.张元济(四册P2885.2)释文略云:“中国出版家。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进士,……后在上海致力文化事业,曾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南洋公学总理。1902年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丛刊》。辑有《续古逸丛书》。新中国成立之后任上海文史馆馆长……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涉园序跋集录》等。”
按:释文阙漏者二:
一、叙经历阙漏重要史事:1948年,中央研究院经全国各大院校、科研机关及学术界德高望重之专家学者举荐,从55名候选人中经五次投票,甄拔选出28名人文组院士,张元济荣膺首届院士之光宠,并参加首届院士会议,莅会院士留影居前排左起第三人。释文不宜阙漏;且与其他院士条目释文多已注明相较,尤见此条阙漏之失,有损《辞海》之严整体例。
二、张元济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之作为,促成国家、民族、时代、社会进步事业之贡献,彪炳史册;其于中国文献学(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考据之学)贡献昭彰,所著《百纳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丛书百部提要》、《宝礼堂宋本书录》以及由后人整理之《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诗文》等著作,与该条释文所举三书,皆彰显其于中国文献学、文化史、社会进步史之非凡贡献。故于人物定评之总括语“中国出版家”之外,必当补出“中国文献学家”,乃见其确。
11.章炳麟(四册P2887.2)释文略云:“中国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下叙革命家、思想家经历、言论略备,此引从略)……1935年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收徒授业。……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研究。鼓吹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所著《新方言》、《文始》、《小敩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但文字古奥难解。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外,部分遗稿刊入《章氏丛书三编》。今有《章太炎全集》。”
按:释文于人物定评之总括语“中国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甚确;而于“学者”云云,失之于泛,且未见人物卓越历史文化之贡献。太炎先生治学广泛,举凡哲学、史语、文学、语言学之研究,皆有超乎寻常之卓越贡献,以其著述范围、种类、品位、创见,昭昭其明,卓然可证。就中,乃以语言文字之学成就尤著。对于传统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亦称“小学”,有沿有革,多所创获,第一个建立完整的上古声类系统,分古韵为二十三部:鱼、阳、支、青、至、真、脂、队、谆、哥、泰、寒、侯、东、幽、冬、侵、缉、之、蒸、宵、谈、盍。发展戴震、孔广森“阴阳对转”理论,提出完备的阴阳对转、旁转理论。并开创了词源学之研究,且著中国第一部同源词研究之学术专著《文始》,依据汉字孳乳繁衍之流变,梳理出汉字“初文、准初文”五百十字,义由音衍,孳乳而得“五六千名(字)”,基本形成汉字系统。又于《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专门探究词源理论一文中,对汉人许慎《说文解字·叙》中汉字造字法———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之论,历来争论不休,对前四书为造字法无异议,而于“转注、假借”则众说纷纭,或以为造字法,或以为用字之法,莫衷一是。章炳麟详说细解,认为前四书既为造字之法,则“转注、假借”亦造字之法也。其《小学答问》亦为词源学研究专著。其《新方言》、《检论》、《国故论衡》于方言之研究,多有贡献。太炎与其得意高足黄侃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研究,学界尊为章黄学派,上承乾嘉,下启来哲,成为一代宗师,其由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过渡,厥功甚伟。故于该条释文总括语“学者”一词,宜代之以“语言文字学家”,乃见其确。
以上可参《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卷四·章炳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1版。
(本文作者为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99年版《辞海》特约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