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有缘。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读着它出版的教科书长大的。
这是一个奇迹。也许,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够有这样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创始人叶圣陶先生。
而我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缘分,不仅是因为我是读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书长大的,也不仅是因为我是读着叶圣陶先生的书成长起来的,还因为,我自己也是人教社的一位普通作者。
先说说我与叶老的缘分。叶老是苏州人。推开我家的北窗,就是草桥小学。走不到一百米,就是苏州一中。这里都是叶老曾经工作与生活过的地方。那些旧房子已经不在了。 但是,每一次对着窗户凝望,或者每一次经过一中的校园,看到矗立在校园中叶老的汉白玉塑像,我似乎会感觉到叶老还在那里教书。因此,每一次,心灵都要经历一次洗礼。
叶老是从苏州走出去的教育家。在苏州的时间,是叶圣陶先生教育活动的关键时期。他和吴宾诺、王伯祥等人一起,在古镇甪直,对学校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他们自己编印各种新教材,创办农场、书店、博览室,建筑礼堂、戏台、音乐室,举行师生同乐会、恳亲会,指导学生排练戏剧,组织学生远足,创造了一个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的学校环境。同时,叶圣陶先生时刻关注窗外的世界,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和朋友们一起成立了甪直镇教育会,研究社区的教育改革问题,他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他与郑振铎、茅盾等人组织发起了文学研究会。在这个时期,叶圣陶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学教育的文章,如《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 《小学教育的改造》等。叶老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稻草人》、《多收了三五斗》等,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
我是民进会员。我参加民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对叶老的崇敬。叶老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会卓越的领导人。他立会为公,为人厚道,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现在,我也来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接过老一辈民进领导人手中的接力棒。每天上班时,看着大厅里叶老慈祥的塑像,总是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叶老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首任社长与总编辑,所以,我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缘分,因为多了叶老这一层关系,而显得非常特别。
我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缘分,还因为我是他的老作者。25年前,我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就有幸参加了中国第一本心理学史教科书的撰写工作。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学者就更加凤毛麟角。所以,在导师燕国材教授的推荐下,我有幸成为潘菽先生和高觉敷先生这两位中国心理学界的泰斗主编的第一本《中国心理学史》的作者之一。
那个时代,编一本教科书的复杂程度,远远比现在大得多。光是教科书的大纲,就开过好几次研讨会。我记得,我们先后在江西的庐山、山东的曲阜等好几个地方开过研讨会,除了潘菽先生、高觉敷先生外,还有刘兆吉先生、李国榕先生、燕国材先生、杨鑫辉先生、杨永明先生、许其端先生、邹大炎先生等老一辈心理学家。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离开人世了,但是他们开创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领域,以及他们编写的这本《中国心理学史》,已经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上。是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只有文字是永恒的。他们也经由这些永恒的文字而不朽。
在编写这部教材的岁月里,我曾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地下室里,工作了一个多月。初稿出来以后,许多具体的工作,当然是我这个最年轻的人奋勇当先了。所以,我有机会在责任编辑戚长福的领导下工作。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每一段引文,都要字斟句酌。白天到出版社工作,晚上回到地下室,还要继续看清样查资料。那段时间,虽然辛苦忙碌,但是学到了严谨踏实。
教科书出来以后,需要教学参考资料。潘老高老等年事已高,自然任务就落到了燕国材教授等中坚力量的身上,我有幸继续参加这个工程,并且担任了四卷本《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的副主编。那个时候,我又先后几次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几次住到那印象深刻的地下室。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缘分,因此也深深地结下了。
再次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结缘,是2002年。这一年,我决定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文字汇编成一个文集。这是一个有些张狂的想法。因为,在中国教育界,还不像文学界的作家们,可以自由地出版选集、文集。还没有一个活着的教育家,敢于出版自己的文集。在联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前,我曾经与另外一个比较知名的出版社洽谈,他们同意出版我的十本著作,但是不同意用文集的形式出版。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似乎太夸张。他们甚至劝我说,那么多老先生都没有出版文集,你这样做对你自己也不好!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还是想出版属于自己的文集,而且想在叶圣陶先生创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于是联系了当时人教社的副总编辑吕达先生。没有想到,吕达先生很快答复,表示愿意出版我的十卷本教育文集,而且列入了国家十五重点出版计划。而刘立德、邹海燕等教育编辑室的同志们,也全力以赴支持文集的出版工作。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一套350余万字的十卷本《朱永新教育文集》正式问世。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先生亲自为文集撰写了热情洋溢的长篇序言,充分肯定了我的探索和努力。人民教育出版社首印3000套很快就脱销,一再加印。迄今为止,文集的第一卷已经重印7次,第二至第十卷已经连续重印5次。文集在全国教育新书销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并荣获全国教育理论优秀畅销书奖、首届中国教育学会奖、中国大学版协优秀畅销书奖等各种奖项。在《中国教育报》主办的2008年度“全国好书教师评”活动中,文集又获得“最优秀的教育学术理论图书”第一名的荣誉。
文集也受到了海外的关注。2008年9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与韩国语文学社签订协议,将《朱永新教育文集》的版权输出韩国,这是首位中国教育家的理论著作集中被输出海外。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紧张翻译、编校等工作,2010年初,该文集的韩文版正式在韩国出版发行。2010年9月,文集再次签约输出日本,即将由日本著名的东方书店出版。此外,汉字繁体版的三卷本中国教育思想史,也即将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
回头想想,人民教育出版社当时出版这套文集是需要勇气的。论年龄,我比那些老专家年轻许多;论学问,我肯定不是做得最好的;论积累,我肯定不是最深厚的,但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能够排除各种阻力,及时出版了我的文集,这对于一个中青年学者来说,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奖掖和提携。
非常高兴有机会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庆生,今年是他诞辰60周年。60年,一个甲子;60年,一座丰碑;60年,一部奇迹。我把人教社看成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是读着他的书长大的;我也把人教社看成是我的大哥,因为他长我8岁;我更把人教社看成是我的恩人,因为在我迈上学术道路之初,和我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出版的时候,他给了我最关键的帮助。
生日快乐,我们大家的人教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