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润中国人智慧萌芽的那片绿色

    人民教育出版社各个时期的社长——    

    人民教育出版社各个时期的社址——

    中国人读书，爱书，纵横万里，绵延千年，为世公认。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与书结下的故事，无论这故事多长多短，精彩与否，故事的开端总是一样——课本。古代，中国人的课本是四书五经，它们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能读者，幸！能背者，荣！在几千年来的中国，课本是文化的根，课本锻造着民族的魂。新中国，课本虽然走下神坛，但依然被视为权威。课本上一字一句的变化，都可能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新中国的这60多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课本都出自同一个地方——“人民教育出版社”。那一行熟悉的毛体绿字，让人记起多少童年往事，多少少年壮志，多少白发恩师。那些出自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已经超出书的意义，成为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之根，也与每个中国人结下了不了的情愫。

    传承着四书五经的神圣，肩负着塑造民族精神的责任，一代代“人教人”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60年风风雨雨，筚路蓝缕，撒播智慧的种子，传承文明的精神，敬业、严谨、团结、创新，担当起了滋养中国人智慧萌芽的重任。

    1950年12月，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主席题写了社名。 

    1953年初夏的一天，中共中央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专题讨论全国教育问题，一直聆听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突然说：“现在，编写教科书的人员有多少？”回答说大约是30多人。

    “这么重要的工作，30个人太少了，我看300人也不为过。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出社会主义教材”。

    参会的中组部、教育部负责人立即记录下这项重要指示。从这次会议后截至1954年底，根据主席的意见，前后有200多名教育干部、专家和学者从全国各地抽调来京，参与一项特殊的工作——为亿万中小学生统一编写新中国的教科书。迅速建立起了一支中小学教科书研究和编写的专业队、国家队。

    然而，本应不断壮大和提升的这支国家队，却在文革的“红海洋”中颠簸破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度停办，直到粉碎‘四人帮’，1977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亲自抓教育、抓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才得以恢复正常工作。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座谈会讲话中谈到，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当年7月到9月，邓小平同志几次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谈到，“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通用教材，同时引进外国教材作为参考，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邓小平指出：“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 

    1978年2月5日，教育部党组报请中央批准将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正式调入北京。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批示同意，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调了200余人。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浦通修回忆说，突然来了这么多教材编辑干部，跑遍北京也难以找安身之地。情急之下，他决定去惊动中央领导。小平同志了解情况后，立即指示北京市的同志：“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话，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200多位教材编辑者先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了环境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很快完成了编辑出版任务。1978年秋季就开始供应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科教材。这套教材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不容低估的功劳。

    1991年，江泽民同志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情教育电视片《神州吟》题词：“了解历史，认识国情；自强不息，振兴中华。”1999年3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初中、高中的历史、地理教材。我们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教育，帮助他们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世界的过去和现在，这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指示，表明了党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材的重视和关心。

    200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一行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退休教师朱正威家中，朱正威退休前是生物学特级教师，还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实验教材《生物学》的主编。朱老师回忆说，2004年恰逢第20个教师节，意外地在家中迎接了胡锦涛总书记的到访，总书记说：“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朱老师，你们生物科学教育应该大有可为了。”事也凑巧，在茶几上放着人教社编辑出版的生物新课程教科书，总书记翻阅后说：“教材内容很新，图文并茂，而且有许多学生活动，好！”这是对我和我们人教社的莫大鼓舞。

    这一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新课改”教材引领“新课改”，在神州大地上开展得如火如荼。

    “人教号”的船长们

    人民教育出版社如一艘巨舰，载着一代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青少年一次次到达知识的彼岸。60载，“人教号”的船长们往来更替。然而，它的航向始终那样坚定，航程始终那样安全，船员们也始终那样职守，好似船长从来都不曾换过。

    人教社创立初期，馆舍相当简陋，设在教育部大院内的一幢小小的两层红砖楼房内，人教社第一任社长、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诙谐地说：别看地方小，“人教社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是啊，人教社因为肩负着亿万师生教与学的“大责任”。无论地方大小，人教社的责任重大，这样的信念根植于每位“人教人”的心中

    1955年5月的某夜，叶老在书房里且吟且诵、兴致盎然：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这首中国孩子们耳熟能详的童谣《小小的船》，出自于叶圣陶之手。从酝酿、构思到最后定稿，前后历时20年，得之实在不易。叶至善后来说：“儿歌仅四句，三十七个字，却在日记上自批自夸，写下了五十多字的跋，可以想见父亲那天夜里反复吟哦的喜悦。”从中可以看到叶老在用字遣词的推敲上之一斑。

    改革开放初期，人教社百废待兴，年近九旬的叶圣陶老社长，再次为人教社的编辑们讲课。他说：教语文，老师讲，学生听，每一篇文言课文都要听老师讲了才懂，离开了老师就读不懂。叶老停顿一下，环顾一会儿，大声说：“语文课再这样教下去行不行？不行！要改，非改革不可！”叶老动情地说：“诸位知道，我年纪相当大了，过了八十九岁了。年纪越大的人，心越急。”叶至善在会上说：“父亲最怕一代不如一代，要发展，在实践中发展。”“父亲的想法是后一代超过前一代。他希望大家超过他。”

    教育家戴伯韬也是一位令许多人教人永志难忘的老社长。他在《论研究学校课程的重要性》的论文中，明确提出：“课程教材和教法的研究是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编出高质量的教材。”这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走教学、科研、出版相结合的科学发展道路指出了前路。戴社长不仅思想深邃，而且人品高贵。文革期间，人教社被解散，人员被下放到全国各地，许多同志心情沉重。戴社长给大家打气说：“人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从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来的。有人问你们是不是编了不好的书，犯了错误，才分配到这里来的？你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那里有个领导叫戴伯韬，是他犯了错误，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戴伯韬同志为大家承担责任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叶立群是带领人教社跨越式发展的另一位“船长”。著名英语教育家刘道义对叶社长的点点滴滴都记忆犹新，她回忆说，叶立群善于听，边听边抽烟，听取各个学科负责人汇报自己学科的问题，在极短的时间里抓住关键，提纲挈领地总结出一二三四来。他作报告更如此，表述清楚、不兜圈子、突出要领，语言干净利落。具有这样口才的人实不多见。古人曰：“智者泉涌，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刘道义把叶立群看做是她终身努力效仿的一位智者和师长。

    在叶立群带领下人教社创下了许多个“第一”。他创办的《课程教材教法》丛刊杂志，现已成为全国享有很高声誉的学术刊物；他组织策划编辑出版《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外国教育名著丛书》、《教育学文集》等教育学术丛书，成为人教社的拳头产品；他与黄成稳共同主编《朗文中文高级新词典》，并首次与麦克米伦公司合作将该词典打入海外市场；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外语室英语组成功地完成了中外合作编写的第一部英语教材的任务；他在任期间确定了人教社编辑三级审稿制度，确保出版物的质量，使“严谨”二字落到实处。叶立群还把人教社设计成“一体两翼”，即以教材为主体，音像教材和辞书各为一翼，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四五人的视听教材室已经发展成了百人的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辞书出版也是叶立群开创的局面，他与陆静山主编的《新编小学生字典》是人教社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字典。正是叶立群敢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使得人教社的事业走向辉煌，也为后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人教社沃野里耕耘的大师们

    人民教育出版社如一片知识与智慧的无垠沃野，一代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青少年一茬茬地在这里生根、发芽、长大。在这里耕耘过的有数以千计几代优秀的“人教人”，更有灿若星辰的名家、大师。尽管他们学富五车，但在人教社里的使命不再是引领中国学术和思想的潮流，而是翻检出最平实的文字符号，用直白真挚的声音，俯下身对孩子们喃喃细语。在人教社这片沃野里默默地心耘笔耕。

    他们中间有叶圣陶、罗常培、魏建功、吕叔湘、张志公、蒋仲仁、王泗原、张中行、周祖谟、游国恩等等文学家、国学家。也有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等等科学家。面对一套套教材的书影：朴素的黑底白字，自然山水，生活风俗、传统文化，封面不同，岁月变迁，大师们的智慧、品德、汗水都留存在这些铸造过我们心灵的书籍中。

    创造过中国多个出版奇迹的《标准日本语》一书的主编、人教社日语编辑室主任、著名日语教育专家唐磊深情回忆了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对她的教益：“张先生告诉我‘重要的是培养眼光’、‘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去做’等。这些话虽然简单通俗，却满含人生的哲理。张先生虽然不是在学校里教过我的老师，但他教我如何做学问、看待世事。”

    让唐磊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在她学术刚刚起步的时候，张先生对她的帮助：“每天下班后一起煮点方便面，有时买两个烧饼、小菜之类。吃完晚饭散散步，然后就开始读书。张先生讲，我做笔录，先后读了《论语》、《孟子》，还有一些唐诗、宋词。事后想起来，有这么一位国学大师给我单独授课，实在是荣幸之至！深感与这样的老先生相处，即便是聊天都让人受益匪浅！”

    著名教育家张志公先生是外语编辑室的第一任主任，他的编辑原则是“六字箴言”——精要、好懂、有用，这六个字完美诠释了中学语言教学，至今仍然指导着教科书的编辑。曾在人教社外语编辑室工作过的高征宇先生回忆说，志公先生特别重视对年轻编辑的培养。他不辞辛苦，亲自帮助制订业务进修计划。从语言专业、汉语文字、教育理论、教学方法、逻辑学、辩证法，乃至写字改稿规格都一一具体指导。针对不同人提出不同要求。比如他曾教你哪些书要长时间认真研读，哪些书放在枕边，无事体息时翻阅。他启发我们要兴趣广泛，思路开阔、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不断地汲取新知识。鼓励大家发现问题，善于立意，及时发表见解。那时，大家对“三班不倒”（上午、下午、晚上）的工作，习以为常。每完成一部书稿，为减少技术性错误，大家分头检查，总要换到时间的极限。有时甚至深夜还去敲志公的家门，他也会高兴地表扬我们算按时交稿了。大家都深感在他身边工作进步飞速。

    一段往事令人教社资深编辑姚富根终身难忘。80年代初的隆冬，他登门请著名学者王泗原先生审阅高中语文课本文言文的注释部分，本以为这些注释是经过许多人的手才定下来的，不会有多少问题。可当他翻开一看，只见书中夹着几十条红圆珠笔写的字条。每张字条都首先指出错误或不妥之处何在，然后说明为何修改，都说得有根有据，很有道理。姚富根没想到，泗原先生花了那么多时间，发现并解决了那么多问题。泗原先生当时已八十多岁了，身体有病，独自住在一个破旧大杂院中的三间朝西的平房里，门一开，冷风直往里灌，虽然生着一个火炉，但一点暖气都没有。他的书房兼卧室在北边，那间屋里没有炉子，更是寒气袭人。老先生穿着厚厚的棉衣，坐的竟是一只没有靠背的方凳。“一位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深厚的学者，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工作。这种精神，使我很受感动，也深深教育了我。”

    “那片绿色好比阳光”

    曾有一位小学教师这样歌颂人教社——“那片绿色好比阳光！”的确，在那片熟悉的“人教绿”下，亿万师生平等地沐浴着知识的阳光。那片绿色以博大的胸襟、无私的情怀和超群的智慧不断吸取着各种向上的力量，同时也以“有教无类”的精神散播着希望。

    “教材就是改变人生的扛杆，是奠定他一生事业的基础。”中学语文课文《晋祠》一文的作者、人民日报原副总编、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梁衡同志这样总结教科书的重要意义。

    1982年，梁衡时任《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地图出版社要创办一种名为《图苑》的杂志，报社就代他们约稿，后来杂志中途下马，《晋祠》这稿子就留在4月12日的《光明日报》副刊发表了，可是没想到当年该文就入选初三语文课本，算是阴差阳错。那年梁衡只有36岁，自己的文章能被选入课本让他受宠若惊。多少年后，《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初次见到梁衡，就兴奋地背出文中“春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的对仗句。晋祠文管所的所长本在广州当教师，教了好几年的《晋祠》，终于心动，调回家乡，当了晋祠文管所的所长。《晋祠》这篇课文一直到现在还使用，大约已送走了30届学生，这其中不知还有多少故事，可能以后还会改变一些人的人生轨迹。

    一位教师在一次征文中写道：人教版教材伴随我走过了小学、初中。人教社的书教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如何面对困难。在这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的社会，许多出版社、出版商盗版、翻版，让书籍变得世俗。人教社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为读者服务”的宗旨，遥遥领先于出版界。时常会听到老师们讲：“还是人教版的书好用”。我想能够得到这样的称赞是人教社五十几年来兢兢业业、严谨认真地工作所换取来的。作为教育一线的工作者，我们也正是需要这样的精神来对待我们的工作。

    尽管那些普通教师从未涉足人教社，然而他们对“人教人”的认识竟然跟与“人教人”一起编书的学者惊人的相似。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和系统科学院研究员、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主编林群先生说，在与人教社的同事们共同工作期间，我的合作者们高度负责的事业心、虚心好学的态度、严谨求实的作风、在教材研究和编写实践中形成的专业功底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教材建设方面的雄厚实力、丰富经验和整体优势。

    原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初中生物学教材主编朱正威是全国知名的特级教师，近六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几乎使用过人教社编撰的各个生物学教材版本。他说：“我成长为一名好教师，这些教材功不可没。教材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惠及上亿学生，万千教师，也关系到人教社的声誉。回顾这些年，实在是诚惶诚恐。最想说的体会：一是人教社求贤若渴，创设了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课程和教材的开发建设，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工作。没有各有所长的专家的参与，没有畅所欲言，友好交锋的学术氛围，是不会编出好教材的。二是既要纵观国际教育的变革，又要立足于我国教育的现实，两者之间互动平衡，使教材既反映了先进性，又保持了普适性。人教社作为中小学教材的主流出版社，在这方面引导和把握得很好。三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好教材是‘改’出来的，‘磨’出来的。人教社的教材在改中求得完美，人教社的编辑们也在改中锤炼了谦虚的胸怀，坚韧的作风。”

    一位甘肃贫困山区的思想品德课教师在给人教社的来信中这样写道：我喜爱人教社朴实无华的文风，实事求是的品格，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随波逐流，坚持办社宗旨，注重社会效益。我清楚地知道在当前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的不容易，而人教社的同志们不仅做到了并且坚持了下来，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多少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读着人教社的教材长大，又用人教社的教材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共和国的教育者。他们对人教社的感情真挚而浓烈，一位青年教师用诗歌赞颂人教社：“童年，我与你相遇/在你浓密的树阴下/我品读着你/就象品读一部神圣的/经典  今年，我又与你/相逢/在你浓密的树阴下/我品味着你/却发现/你和我有一样/年轻！”

    （本文由本报记者吕慎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