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而生动的民国外交官群像

    即便是以春秋笔法、太史公的手段去重现民国外交群星之璀璨人生，也不足以解读者一瞻民国历史之渴。因为这段历史之跌宕起伏、纷繁复杂、激荡人心委实令人目不暇接。李扬帆所著《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着墨于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外交人物的事功、个性和文化背景，深度刻画了他们与当时中国宏大变迁的历史之间或合拍、或错位，或成功、或失败的人生轨迹，是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新作。

    民国外交本身错综复杂，涉及的人物事件众多，文献资料卷帙浩繁，要用每人约万余字的篇幅，把二十位外交人物人生的精彩篇章淋漓尽致地呈现给广大读者，绝非易事。作者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冷静深刻的思想、清新犀利的文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始完成一般学者不愿触及的这一工程。诚如作者所言，要清晰勾勒民国外交人物群像，首在理解民国。而民国太短暂了，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只是一个朦胧的时代，因此也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民国意识，作者于是发出令人深思的疑问：民国是第二次春秋战国吗？是，又不是。民国是开放时代吗？是，又不是。民国是现代的吗？是，又不是。民国外交官们是爱国的吗？是，又不是。在这种似远实近、似是而非的历史剧当中，我们看到共赴国难的外交官们的精彩表演：伍廷芳演绎了君子豹变之善变人生；陆徵祥以归隐作一生之忏悔；不会汉语的陈友仁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个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国家抛妻别子毅然回国并任外长；施肇基发誓做“雪耻图强”的职业外交家；颜惠庆历经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为四朝效力；黄郛为三弟蒋介石两肋插刀，直叫一声兄弟好累；王宠惠不为日本女仆之性骚扰所动，见大丈夫真性情；伍朝枢将门出虎子；苦涩的王正廷和郭泰祺被学生殴打；顾维钧巴黎和会上一怒而发表山东问题之演说，驳得日本人哑口无言；书生胡适、王世杰、蒋廷黻勇于任事，作“我们无意谦让”之宣言；宋子文不顾外界之毁谤，直面抗战救国之责任；宋美龄刮起外交旋风；陈香梅积极推动中美互动，实为乱世之佳人……

    除了对民国外交人物的人生轨迹和重要事件着力勾勒之外，本书还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思考。作者提出“似是而非的民国意识”这一概念，并贯穿于对每个外交人物的评述中，意在说明民国外交官们在诸多方面具有不确定性。比如，民国外交官们大部分都信仰基督教，但是，他们又始终无法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根深蒂固的影响，虽“洋”实“土”，所以，他们的信仰，是一个“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混合体系。这是当时中国民族和文化的内在封闭性导致民国本质上不开放的重要证明。比如，书中的大部分外交官均有留学欧美日的经历，是当时的知识精英，本应承担知识救国和实业救国的重任，但“海归”们回国后，发现他们的学识涵养和思想境界超越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他们必须承担道德、社会开化和政治义务等多重角色，他们的知识人生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演变为中国式的政治人生。再比如，民国时期军阀之间长期混战不断，称霸一方，各位枭雄在拥兵自重的背后均有列强们忽隐忽现的影子，民国外交官们的主要任务往往就在于以最大努力获取国外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持，外交官们实际上成了国内各派力量政治斗争的棋子，于是就有了民国对外开放和对内不开放的结果。此外，民国类似黑帮的哥们义气政治也将民国搞得乌烟瘴气。基于上述理由，作者并不认为冠以“现代史”范畴的民国真正具备现代性。

    在弱国无外交的逻辑和人民外交的逻辑之双重推演下，民国外交官们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爱国的吗？无可否认，民国外交官们大部分是爱国的，但对于这一群体，则难有统一的定论。作者从鲁迅说的要正面地研究该研究的国难问题、不要躺在历史中发无用的悲号，顾维钧讲的职业外交与民众情绪的区别，蒋廷黻讲的对国际化时代的开放态度等证据出发，阐述了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中最需要补充的两个字：理性。民国外交官们的思想遗产中深刻地蕴含了理性二字的真正内涵。国人的爱国主义激情需要用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真正成熟的主要标志，但在民族主义面前，郭泰祺、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因坚持理性的外交而屡屡遭打或恫吓。值得深思。

    古老而封闭的中国自被卷入近代外交体系以来，在对外交往中屡屡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民国外交官们大多留过洋，熟悉国际交往规则，但在国家不统一、国民不开化，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他们要摆脱国内的民粹主义和民族情绪的干扰，实现以国家利益为最终归依的现代外交，必须具有巨大的勇气和付出艰辛的努力，他们心中必然存恨。作者谓之国恨。

    在作者平实冷峻的笔触下，民国逐渐清晰，民国外交官们也逐渐清晰，呈现出一幅真实而生动的群像。

    《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李扬帆著，东方出版社2010年7月,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