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书：民主未必是个好东西

    赵汀阳：生活经历和思想没有关系，哲学家要像科学家一样理性地思考，要无我，要思考人的公共问题，而不是私人问题。

    在采访中，仅仅为了让赵汀阳说说自己的经历，几乎发生了一场争辩，辩题是“思想者的经历和生活是否影响其思想的形成”。正方辩友（记者）说，一个人的经历、他遇到的人、他看过的书，怎么会跟他的思想无关呢，不管影响是大是小，是隐性还是显性，两者总是有关系的，更不用说那些为人生而思考的学者。反方辩友（赵汀阳）冷静又坚决地说，不，哲学家是像科学家一样无我思考的。人生经历、求学体验，那些是生活，私生活，反映他们的是文学，跟思想没关系，而且恰恰是哲学家要摈弃的东西。他指着自己新书的封面，说，你看，《每个人的政治》，是每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世界不是为我准备的，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表达个人情感非我所长，我也没兴趣。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屈服于个人的经历、情感、遭遇、挫折，带着自己的情感偏好，他就只能代表自己，就无法不偏不倚地为每个人说话了。对社会的思考和批判要有意义，就不能只为自己说话，否则就只是声辩、控诉、抱怨、宣传、推销，而不是思考了。思想需要一个纯粹状态，思想必须无私，为真理、事物或者所有人说话。一个人干什么都要有其职业要求，在赵汀阳看来，哲学工作者基本的职业要求就是研究普遍问题，像科学那样无我。

    为了说明问题，赵汀阳特别提醒记者注意，他的书里很少有“我”字，除非不得已。正确的思想是“无我”的，赵汀阳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比喻成“像外星人那样”看着人类世界，然后就“看到人们是多么自私愚蠢，不断作法自毙、自取其祸”。在其他场合，赵汀阳曾经直言，他就像是一个机器人。科学家只会说“这件事是这样的”“那件事是那样的”，不会说“我觉得”如何如何，“我”在科学研究中是没有意义的干扰变量，会误导自己。

    说这些话时，赵汀阳一口喝干了咖啡，从头上抹下软檐帽，帽子好像是当年新四军戴的那种，帽额上绣着一颗闪闪的红星，据说其实是卡斯特罗那种样式的。

    当一个人执意要将生活跟学术彻底分开的时候，采访就变成了一件麻烦的事情，毕竟采访不是学术研讨会或报告会。虽然我一点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对他来说，这大概恰恰又是一以贯之的“道”之一。因为早在老版的《论可能生活》里，他就已经提出了“无立场分析”原则：在思想的领域里，一个人不能执于任何一种立场，才能提供有意义的思考和发现各种可能性，打开不同的道路。秉承这样的方法论，赵汀阳要做的，就是《道德经》里所谓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唯独没有他自己。纯粹客观和高度普遍性的思想和真理，这大概就是赵汀阳的自我期许吧。他说：“生活中有太多的得失恩怨、私心杂念，如果生活与思想要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也应该是生活向思想看齐，而不是相反”。

    赵汀阳：人生来就以人类之名借贷来人权，为此必须终生支付“做人的责任”。基督教发明了意识形态的四大组成部分。预付人权。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要看是什么样的民主，而自由和法治才是必要的好东西

    虽然赵汀阳在李泽厚门下学习美学，但他很少做美学，他的兴趣从形而上学、伦理学到政治哲学，一路转过几个弯，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一直在思考那些普遍的、具有公共价值的问题，关于幸福、公正和自由。他一本一本出书，是在一点一点完善自己的理论。他不是哲学研究者，他要做哲学家。

    赵汀阳这些年在政治哲学领域用力最多，先后提出好些原创性的观念，其中有些观点颇有争论。他这方面思考和研究的主要成果在《每个人的政治》中均有体现。

    他说基督教在精神政治方面的发明是意识形态，包括四方面：心灵管理、宣传、群众和绝对敌人。

    他反对“天赋人权”（natural human rights）理论，早在1996年他就提出的“有偿人权”，后来被修正成“预付人权”（credit human rights）。他认为天赋人权在逻辑上有隐患，而理论的基本要求，是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并预先加以补救。人权不是神圣天赋的，而是一个人生来就获得的人类预付借贷的权利，是不劳而获的，但不能不劳而享。为了“偿还”这个“贷款”，人必须支付做人的责任，否则就算自行放弃部分或全部人权。这个责任的门槛是很低的：不伤害他人。如是而已。但赵汀阳也提到，放弃和被剥夺的人权是有底线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干了多坏的事情，无论放弃了多少责任，仍然有不能被剥夺的人权，那就是人的尊严。因为没有履行责任，一个人可以被剥夺财产、自由甚至生命（虽然赵汀阳支持取消死刑），但不应该被扇耳光、不被吐唾沫、不被罚跪。以死刑犯为例，可以依据法律枪毙他，但不能勒令他跪下受刑。罪犯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应该有选择姿势的权利，比如站着、坐着或躺着。这些事关人的尊严。

    关于公共事务和公共秩序，赵汀阳强调的是，任何人不能因为犯罪而获利。而制度如果不健全，违反规则就反而会获利，即使被揭发了，承受的损失仍然可能远远小于获利，如果这样，规则就被解构了。这显然不符合公正、公平的原则。惩罚和罪行必须是相称的。当然对罪行严重程度的认识有历史性，在英国早年，还有许多国家，偷东西会被吊死，但现在盗窃便不被认为是那么严重的罪行了。

    早在《坏世界研究》里，赵汀阳就秉承从柏拉图开始的一派，对民主表示质疑，最近在《每个人的政治》等论著中则深入分析提出，民主不是价值，而是一种政治制度或公共选择策略。按照柏拉图的看法，专制倚强凌弱，是坏的，民主以众暴寡，甚至导致暴民乱政，是“其次坏的”，而不是“最不坏的”制度。

    但民主具有技术优势和可操作性，完善民主制度要回到其源头。希腊民主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公议和投票选举：公议是把事情说清楚，默认智力和德性的差异；投票是对事情做决定，默认的价值是平等，而抹杀了个体间能力的差异。这两方面都有待改进。

    在投票方面，民主投票的典型坏处是：A方案有利于所有人，每个人的收益为n，B方案有利于51%的人，收益为n+1，却有损于41%的人，收益为n-1，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投票结果往往就是B方案。赵汀阳认为，应该遵循“最小伤害原则”，在赞成票之外引入反对票，用双票制得出净支持率，比如说，B方案支持的51%减去反对的41%，净支持率仅为10，因此未必能够胜出。这样可以增加弱势群体的自保能力。而在公议方面，则应遵循“最大兼容原则”，反对多数决胜，通过理性辩论促成普遍可接受的公意。总之，现代社会的优点在于法治和自由，而不是民主。民主不是一种自足的政治制度，必须与保证个人自由的法治相配合，才能获得政治正当性和政治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