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主持：吴子桐

    ■嘉宾：韩格理（Gary G. Hamilton，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乡土中国》英译者）

    常向群（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中国比较研究网负责人）

    费孝通手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吴子桐：费孝通先生晚年非常关注全球化现象，认为非西方世界要应对全球化挑战，应该建立“文化自觉”，进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他曾在八十寿宴上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设想，精炼地表达了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张，也指明了达成这一目标的路径。非西方文明应对全球化的表现非常多样，有后殖民主义的反西方中心，也有全盘西化论者对西方文明的热情拥抱，费孝通先生的理论有什么独特之处，在全球化时代有怎样的意义？

    常向群：我认为，费先生将整个世界当成了一个全球社会。“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多元一体格局’”可以看作他的全球治理战略的一部分。费先生一直认为，中国社会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在于研究中国人如何建立和维持关系，从而使自己生活在平和以及和谐的社会环境中。1947年初，在为期三个月的赴英国访问期间，费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的演讲中，清晰地指明了这一点。此外他还指出，在中国古代，社会资源的匮乏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费先生在生前的最后两篇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华文明的秩序是建立在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的。此处，“礼”的意思十分广泛，涵盖了仪式、礼品、礼仪、礼节、礼貌等等。费先生相信，克己的哲学有助于社会秩序的优化。我也认为中华文明的特质在于其以“礼” 为核心的文化特征。我在自己的研究中，用“礼尚往来”一词概化了这一特征。

    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观点也与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的观点相似。在去年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上，杜先生发表了演讲。他认为，在复杂的全球化过程中，东亚社会中新儒学的传统对多元现代性的启示在于，中华文明是一种对话文明，它有助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达成相互的理解和包容，使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发展成为“文明的对话”。

    韩格理：费先生强调有必要在文明的层面分析社会，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而且深有同感。在最近的写作中，我也正在尝试将费先生的观点延伸到文明的层面上来。更具体地说，我试图将费先生在社会学方面的观点与韦伯（Max Weber）的观点结合起来。尽管费先生并未提及韦伯，但他的观点与韦伯的最具文明层面分析特征的“统治原则”肯定是有可比性的。我认为在西方的统治制度中有一种“司法质量”（jurisdictional quality），意思是，在西方，合法权力只能在规定的组织范围内行使，这就是“团体格局”。然而我认为，在中国，制度的运行依照关系的逻辑，而关系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受孔子所谓的“礼”的控制。我将之定义为学习对角色的服从，即每个人服从于自己的角色，并且通过观察他人习得他人如何服从于他们的角色，这就是“差序格局”。每一个统治原则都会产生若干套独特的制度。

    常向群：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王斯福教授一直将“文明”及其相关概念作为人类学的一个重大话题。他和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迈克·罗兰（Mike Rowlands）于2007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围绕这一主题作了系列讲座。该讲座是由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组织的，讲稿也在由王教授主编的《中国人类学评论》上刊载。此外，王斯福教授去年还在复旦大学作了一个题为“文明的概念和中国的文明”的讲演。在演讲中，他评析了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关于“文明”的人类学研究，但并未包括费孝通先生在这方面的著述。在关于费先生理论研究的书中，我将用一节来介绍他关于文明的研究。

    吴子桐：费先生的博士导师、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写的序言中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这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书中，费孝通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国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有评论说，费先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迥异于传统人类学研究的路径，并由此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二位对此有何评价？

    韩格理：费教授的《江村经济》是建立在本土的和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这种方法在英国是马林诺夫斯基等其他人类学家率先使用的，在美国，则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及其他“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学者开创其先河。费先生曾经先后师从这两位教授，在作博士研究期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而早在1934年，当他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时，就有幸得到过罗伯特·帕克的指导。帕克当时刚从芝加哥大学荣休，并在中国执教了一年。马林诺夫斯基和帕克均倡导通过田野调查和实地观察，以参与者的视角来理解社会。此外，帕克还建议他的学生研究他们所在的本地社会。费先生熟练掌握了这套研究套路，并把这种方法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费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研究得出的。

    常向群：根据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人类历史被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原始人、野蛮人和文明人。早期人类学家的研究也是建立在20世纪的三分法基础上，划分出原始社会、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费孝通先生开始时也是研究相对原始的瑶族社会，1935年秋天，他作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偕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到那里作田野调查。费先生误入猎人设下的陷阱，而他的妻子在寻求帮助的途中从悬崖跌落身亡。这场事故中断了、也改变了费先生学术研究的路径。翌年春天，费先生来到了开弦弓村，他的姐姐费达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为了使身心从这场事故中恢复过来，费先生开始对这个汉族村庄展开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并最终以此为题材写成博士论文，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该论文于1939年以Peasant Life in China为题出版。用他自己的话讲，此书是“无心插柳柳成阴”。

    韩格理：费先生早年的不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命的新的灵感产生于悲剧。如果说“无心插柳柳成阴”，那么一直以来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费先生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怎么能如此迅速并且高质量地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的时间很短，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

    常向群：费先生在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然后他在赴英国的邮轮上花了几周时间整理调查笔记。费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两年内取得了博士学位，由于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思（R. W. Firth），费先生在作英文的文献综述方面节约了大量时间。我想您一定读过这四本在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社会的著作：费孝通的《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杨懋春的《一个中国的村庄》（A Chinese Village）、林耀华的《金翼》（The Golden Wing）和许烺光的《祖荫下》（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埃德蒙·利奇爵士在他的《社会人类学》一书中对上述四本书进行了评述。他批评了那种利用熟悉本土文化之便利把资料用于研究中的作法，也批评了试图通过一个本土研究来概括整个中国社会或整段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利奇认为，费孝通先生著作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它是同类研究中最早的，而且在于作者能够在同一个区域内的、从自己成长的地方与做田野调查的地方之间的类似现象中发现细微的差别。

    近几十年来，本土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利与弊一直备受中国学者关注。外来者研究中国会在他的研究中带入另一个维度，其中包括来自语言的翻译和异域文化的思维方式，通常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作为王斯福教授去年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的评议者之一，我曾提出一个问题，本土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固有优势究竟何在？比如，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欧洲人研究欧洲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吴子桐：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法，一是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是实地调查，费孝通先生赞同后者并一直身体力行，他认为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问题和现象，没有现成答案可以解决，要超越旧有的刻板印象，一定要摆脱成见，深入观察和领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他的著作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术语，而是“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他的这种治学之道对今天的社会学、人类学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采取哪种方式？

    韩格理：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说过，可以把社会学学者分为两类，即“堆砌者”与“分解者”。一方面，“堆砌者”将所有的东西堆砌在一起，力图建成一个宏大的整体。如今大部分社会学研究者都是“堆砌者”。他们采用归纳法，先提出假设，然后严格地用量化分析对其加以验证。他们试图找到一条符合大多数人的、符合这个宏大整体的真理。另一方面，“分解者”将他们要研究的对象加以分解，根据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分析的需要将它们分解成不同的小部分。“分解者”寻找人们之间的差异，试图找出这个或那个群组的独特之处，并通过比较和对比系统地总结出各群组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科学中，“分解者”是比较少见的，因为要将人分类，你必须先对不同社会群组有相当的了解，并且密切接触这个群组从而了解什么才是这个群组的独特之处，什么不是。换句话说，你必须开展田野调查。费教授首先是一名“分解者”。他仔细地观察进入他视野的所有群组，从中发现它们的差异，努力解释这些差异，并鼓励人们在认识到各群组的独特性的同时要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常向群：“堆砌者”与“分解者”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将费先生归入“分解者”的行列也十分有趣。如果从费先生用“差序格局”来定义中国社会的关系、以“团体格局”来解释西方社会的关系这一点来看，这种讲法还是挺能说明问题的。此外，费先生以“苏南模式”代表以集体为导向的经济、以“温州模式”代表以私有为导向的经济，这种对本地现象研究的理论概括也表现了他这种类似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都可看作是概念化或综合法。

    在王斯福教授的指导下，我所接受的西方学术训练表明，社会学研究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的实地田野研究、对量化数据的二次分析、对媒体以及其他文化产品的文本内容的定量或者定性分析。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人们可以通过间接的文献参考或直接的实地调查、调研获取数据，再通过不同步骤来处理数据或材料，如定性或定量分析、归纳或分析、概念化或科学范式等。费教授的著作看似是基于田野调查访问与文献研究写成的人类学著作，但其结果似乎并不像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所倡导的那样是基于严格的数据分析处理得出的。费先生采用的以政策为导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对中国来说很实用，尽管有时其时效性有限。这可能是为什么在中国各种政策的数量比法律法规要多得多，而且更改频繁。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研究方法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落后于西方，还是由于西方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方法在中国有些“水土不服”？

    韩格理：的确，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费先生并不是一个严格按照方法论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评价费先生早期的著作。在20世纪40年代，调查研究刚刚起步，定量分析的技术还相当原始。费先生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先进的实证研究方法了。如果费先生采取了今天的定量分析技术，我相信我们今天就不会再书写费先生的学术成就了，他可能早已从我们的记忆中消逝了。相反，我们赞赏费先生的洞察力和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理解，尽管其研究规避了定量分析的方法。这使我想起了曾经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著作中读到的一句话：“要抓住事物的逻辑关系，需要的不仅仅是逻辑思考。”这正是费先生所具备的——对他的研究对象所怀有的超越逻辑论证的一种同情的理解（a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常向群：我同意您的说法。北京大学今年6月举办了“纪念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讲座”，在此次活动中，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乔治·马库斯教授（George Marcus）与芝加哥大学的冯珠娣教授分别做了题为“World Anthropologies Today: In Their Nationalist Traditions, Cosmopolitan Ethos, and Collaborative Possibilities”与“Localized Anthropology: China and Europe”的讲座，之后还进行了一天“专题工作坊”，探讨了中国人类学者如何参与形塑世界人类学大局。这次活动是由高丙中教授召集的，他的博士后研究是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去年，在昆明举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上，他主持了一个题为“用中文重写文化”（“Rewritten Culture in Chinese”）的主题讨论。据高先生介绍，近年来有十来位中国人类学者正在国外从事或者已经从事了田野考察。其中五位已经用中文出版了他们海外田野考察的研究成果，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和美国各一本，印度的有两本。

    记得关于《乡土中国》英文版的一篇评论说到，下这么大工夫翻译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似乎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如今有很多中国学者的优秀著作应该介绍给世界。我同意中国学者的优秀著作应该介绍到英语世界来，但是，它们都是单项的研究，包括我上面提到的五本书。它们为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同视角。但是，费孝通先生完整的著述推介，对全面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当代中国社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吴子桐：费先生曾表示，他的毕生追求是研究中国社会，依靠自己观察和科学研究得出的可靠数据来治疗社会的病痛，这使他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与实用意义。如何理解他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的批判和探索？他的观点与其他学者的差异何在？

    韩格理：费孝通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希望做一名社会医生，医治社会的病痛。他运用社会科学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念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退。在二战结束后那几个重要的年头里，费先生所从事的科研项目，包括他写作《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足以表明这一点。他希望通过精确的社会研究找到医治社会问题的良方。改革家们通常会规划一个新世界，并打算将他们的规划放到一个他们毫不了解的社会中去实施，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思维。而费教授并不是空想家，他是一个实干家。他希望这些行动规划能够切实作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要为他们制定正确的规划，就必须深入洞悉他们生活的社会。费先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使他总是扮演一个改革家而不是革命家的角色。

    常向群：也许这正是费孝通先生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学会的马林诺夫斯基奖的原因。他与巴博德教授（Burton Pasternak）的对话更是加深了人们对费先生研究的这一特色的一般印象。在1996年费孝通学术生涯60周年纪念大会上，王斯福教授作了题为“费的事业和利奇的游戏”（“A practical-minded person: Prof. Fei's anthropological calling and Edmund Leach's game”）的演讲，强调了费先生和利奇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不同之处。然而，这种印象是基于费先生学术研究早期和中期的著作形成的。从80岁大寿到95岁仙逝，费先生仍旧笔耕不辍。我认为，早年的费孝通是一名用西药来医治中国社会病痛的“社会医生”，而晚年他却试图用中药来医治西方社会的病痛。总之，费先生可以被视为一位中西结合的“社会医生”，他毕生都是在践行理解和帮助人民、改善他们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的使命。

    韩格理：我同意您的看法。费先生在从事社会研究初期，也许曾受学术界的启发运用西方学界的社会科学知识来医治中国的疾病；但是，他越是研究中国，越能看到中国社会的强大力量，它不仅能治愈中国社会自身的疾患并将此延伸到治愈其他社会的疾患。费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我们应当纪念他。

    （张昊媛、蒲瑶对本文翻译亦有贡献）

    费孝通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