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与治国理念

    1972年2月21日快中午的时候，我在西贡美国大使馆的办公桌前，从军方的电台中，听到宣布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我作为美国外交工作处的一名“中国问题观察家”，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当时，红卫兵焚毁书籍，几近毁灭传统文化。当时的美国战略家们都认为，他们20多年来一直在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殊死搏斗，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旨在摧毁既定的国际政治体系。可是如今，尼克松和他的首席助理基辛格，却到北京朝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舵手”。

    毛当时是以绝对统治者的做派，突然传唤两个美国人到他位于紫禁城旁中南海深宅大院的寓所。基辛格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专门描述了毛的书房：“四壁书架上布满手稿，桌上桌下皆为书籍；这与其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权倾一世的领袖的拜谒厅，不如说更像一位学者的悠闲独处之地。”当时中国，在人迹罕至、仅存无几的书店中，能看到的只有马列和毛的著述。但在毛的这座书巢中，他几乎收藏了他所向往的所有经典名著。他对这些书籍了如指掌，而且皆有批注。（他曾经说道，不动笔墨不看书。）无论是盗贼反抗酷吏的小说《水浒传》，还是以战争和治国为题材的古典诗词，皆为他激情的源泉。他本人的大量诗词作品也对中国大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自诩读过五遍18世纪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可是，我们不明白的是，他对此书的酷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国家的绝对统治者、将军们和战略家们在他们身边的书架或旅次的书袋中，想要找寻的是什么？无疑，读好书并不必然成为好人。但是，在几乎所有经典名著中都可以找寻到令人叹为观止、深藏其中的治国艺术原则。文学作品揭示出治国理政艺术的许多错综复杂方式，而掌权人正是借此来行善或作恶。

    亚历山大大帝是带着《伊利亚特》东征的。普鲁塔克说，亚历山大的枕头下放的就是此书和一把匕首。亚历山大声称，他把此书尊奉为兼具所有军事价值和军事知识的最完备的便携式财宝。托马斯·莫尔在慷慨就义前，诵读着罗马诗歌和剧作。伊丽莎白一世靠读西塞罗来提升论辩和法律韬略。腓特烈大帝把《奥德赛》作为君王的范本来研读。约翰·亚当斯不仅靠读斯威夫特、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来引领自己穿越人性的“迷宫”，而且还阅读修昔底德的希腊语原著。亚伯拉罕·林肯通过长期精细地阅读惠特曼的《草叶集》来塑造自我。在维多利亚女王手下干了四届首相的格莱斯顿，不仅撰写了多卷具有专业学术水准的荷马评述，而且在臻于极致的精细阅读基础上，翻译了贺拉斯的《颂歌》。那位以带领阿拉伯部落反抗奥特曼土耳其人而载入史册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把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一书，早已不是放进骆驼身上的背袋，而是娴熟于心中。

    文学之于政治家，不仅是战略洞见的另一源泉，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知性的欲求。在所有艺术和科学的门类中，唯文学经典，其内容和方法上，无拘无束。文学之自由，可探幽入微，无穷无尽；可展现想象中的人物之万般思绪；可用精致的情节演示出宏大的主题，使它几近于“世界原来如此这般”的现实。战略家所必须具备的，正是文学的这种虚构的层面。战略家无论是否准备充分，但在必须做出决断的情境中，倾其所能，都不可能知悉所有事实、所有考虑、所有潜在的后果。而文学正是应宏大战略领域的诉求而生，它超越理性的算计，以想象得其事功。

    具体来说，为什么文学洞见对治国艺术至关重要，是因为这两件大事都涉及到一些单靠理性思维解决不了的最大课题。诸如一个人怎样使自己与一个国家产生归属认同；政治活动家之间的或者政府与它的人民之间的信任的本质含义；以及一个国家怎样致力于一种更加人性化的治理路径，凡此种种问题，倘若不对这些问题所承载的“难以把握的情感和道德厚重”有所把握，是不可能理解的。纯靠理性和技术的招数，很可能使人误入歧途。伟大文学作品的价值正在于：在不矮化理性思维的同时，它致力于向有心的读者传递的是，国家内部事物和国家之间事物那些萌动鲜活的层面。

    总之，文学显示出它与政治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关系。文学告知领袖们，他们的事功日后也会成为文学的素材。世事的不尽人意，如世界诸事的冲突、计谋以及突发惊悚，可能传递的就是世间万物的不可言喻、超越玄妙的感受。克劳塞维茨称此为“眼力”：即把眼睛观察到的所有断片构造为一个整体的经验、观察和想象的整合力。最后，把它像一幅画和一张地图一样，刻印在脑海之中。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在他那《西方的没落》这一大部头史诗的末尾，也赞颂了某种与之相同的“相马师”所具有的感受力。一个政治家需要的就是这种感受，而在生活的所有门类，唯有文学能把握纷纭繁复的整体。

    可悲的是，曾经为认知方式集大成者的文学，在20世纪中叶以降，被娱乐性的大众文化从艺术殿堂驱赶出来。由此也使治国艺术深受其害。今天，无论是政治秩序还是文学都受到冲击。不过，政治家应当尊敬文学，它是艰难时世的定海神针。他们应当去亲近那些既可以为他们的政治挑战提供回旋空间，又能够补救他们个人种种缺陷的作品。比如说，乔治W·布什假如读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就可能获益非浅。该书展示的正是许多分离的因素，如辩解、宗教、突发事件（例如卡特里娜飓风）、个人作用、战争的各种力量，等等因素，在一场战争中，是怎样成就和惩戒政治家们。

    与之相比，今天的美国总统，应当深入研读托克维尔和惠特曼。在美国长期执着的推动民主的作用方面，贝拉克·奥巴马似乎想抽身退缩。这些作者会告诫他的正是：为什么这将构成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