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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0年10月22日 星期五

    咀嚼“无情”的追寻

    ——读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李典蓉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0月22日   18 版)
    10月18日汪荣祖与法国圆明园研究学者布立赛于圆明园﹃谐奇趣﹄遗址对话董刚 摄

        汪荣祖先生的《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一书,是对中国近代史事感怀下萌生的一本力作,亦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英文撰写、叙述圆明园由胜至衰全貌的著作。该书英文版原名是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2001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美国研究图书馆权威期刊《选择》(Choice)评选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之一,随后由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繁体中文版,译者为钟志恒,汪荣祖本人审校译稿。2010年9月,外研社出版了《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以下简称《追寻》)的英汉双语版,并对中文译文作了详细的校订,对于想了解此书原文的读者来说,实乃善举。

        汪荣祖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见到荒凉的圆明园,即被荒烟蔓草间的断垣残瓦深深触动,此后开始关心圆明园的相关史料。1997年,《追寻》初稿写就,又经过一两年的反复修改、补充数据,终于成书。《追寻》中运用的第一手数据主要是典藏在两岸的中文档案,辅以外文数据,研究的主题则是圆明园本身。以往以圆明园为探讨对象的研究,多流于考订,在中国史领域向来被划归为“宫史”。汪氏此书虽以记叙为主,但研究涵盖的时间跨越百年,并在文字间处处流露出当代知识分子对于文明兴衰的关怀,无疑拓展了华人世界圆明园研究的格局。

    寻觅前朝风流事

        汪氏对圆明园的“追寻”,可以用“建”、“住”、“毁”三部分来概括。

        首先,作者以细腻的文笔为读者勾画出圆明园的外观与内在的变迁。海淀北部地下泉源丰富,从金朝开始,就被统治者认为是修建“离宫”的佳地,明朝也有不少人在此买地修园。时至清康熙朝,皇帝也看中了这一片怡人的园林风光,在此修建畅春园作为休养之地,圆明园是在康熙四十年后开始修建,园林落成后康熙皇帝赏给了四皇子(日后的雍正皇帝)居住。

        接着呈现的画面是清朝皇帝居住在园中的生活情景。从雍正皇帝到咸丰皇帝,天子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摆布圆明园的景色,但最主要的扩建与经营者还是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将杭州西湖十景与苏州园林的风格移建在圆明园,也是出于乾隆皇帝的喜好。相较于格局方正的皇城紫禁城,皇帝也更愿意在依山傍水的圆明园休息、处理政事。

        汪荣祖认为国外人士将清代的圆明园视作离宫、夏宫的说法并不正确,他提出圆明园是“清帝每年居住最久之地,自雍正起已是另一处听政之所”的看法。但事实上,满洲本为半农半渔猎的北方民族,与汉族传统并不一致。如辽朝帝王有“四时捺钵”的契丹游牧风俗,因此建有四时“行在”。在清朝的官方资料中,圆明园被归类在“行宫园囿”,同类的皇家园林有热河的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原是“行宫”规制的扩建,具有“宫”与“苑”的结合,既可休憩,亦可理朝听政。圆明园跟避暑山庄最大的不同在于:圆明园是满洲人深受汉族文化艺术吸引,企图仿效的艺术实践场所;避暑山庄则是满洲人为保存北方民族习性、关联蒙古等北方部落民族的重要据点。圆明园较其他园林胜出的,是它的艺术价值。此一皇家园林的艺术价值,为全世界共识。

    琅玕散落谁人家

        “现代中国人不能忘记火烧圆明园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把这座伟大的宫苑视为他们灿烂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却被外国入侵者恣意摧毁,他们对建筑奇观的失落感到悲伤。”英法联军的主帅额尔金(Lord Elgin,1811—1863)当时决定焚毁圆明园,主因就是深切了解清朝皇帝珍爱圆明园之深,故要焚毁它使皇帝无比痛心。额尔金不但达到使咸丰皇帝痛心的目的,也让往后的中国人痛心百年有余。

        尽管圆明园之毁肇因于兵火,但汪氏爬梳内阁档案,发现了圆明园和帝国的政治一起衰败的踪迹。早在英军入城前,圆明园的管理就存在着不少瑕疵。圆明园被烧毁后,还有不少器物与建筑遗迹残留,由同治皇帝独排众议,试图募款修复圆明园木造建筑的举措可以得知,当时圆明园的状况仍予人可以修复的期望。只不过朝廷财政的困难,八国联军再度的破坏,终使这个愿望成灰。

        外国军队的两次入侵,在圆明园附近居住的“园户”的偷盗行径,以及清室覆亡之后豪强恣意搬迁文物,都是圆明园进一步被摧毁的原因。身负汉奸之名的才子黄浚(1890—1937),亦曾对时人破坏圆明园的动作大为挞伐:“二十年来,圆明园故址,文础雕栏,暨于山石(中有艮岳之遗)为豪强攫取略尽。瞿兑之常言,京城道上,常见大车曳宫殿木材花石而过,不知所往。……余则谓,不有所废,其何以兴,废者可痛而非可痛。以殚力美艺之作,而悉供苟简涂附焉,若兴者悉如斯,乃真可痛者耳。”(见《花随人圣盦摭忆》)

        《追寻》中谈到的“最后的破坏”,事实上从1900年开始,持续了几十年。圆明园先毁于外国人之手,再逝于本国人之手。试推想,若是圆明园不为英国人所毁,今天会是什么面目?很可能的结果是,跟今天的紫禁城与颐和园一样,建筑空架犹存,瑰丽文宝则是四散他乡。

    何必徒引伤心语

        圆明园三园虽不能说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巅峰,但其定然美好而令人眼花缭乱,比起圆明园的美好,当年的马戛尔尼更多纪录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停滞与不变。但帝王与工匠精心打造的圆明园,在文明强盛的英国人眼里还是非常吸引人的。刚踏进园中的法国军队,亦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法国所有的王室城堡,都顶不上个圆明园”的想法。(见《1860:圆明园大劫难》)

        马戛尔尼何其好运,能亲眼目睹在盛世的皇家园林。当时百姓无缘得见的美丽园林被焚烧,思之已经足够令人神伤,更何况是将荒芜的园林与国家的命运联想起来?在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包括清朝的遗民们)眼中,圆明园被毁,已不是爱新觉罗一家的事,而是一种近乎“国耻”的耻辱。许多热血的人,读到圆明园被烧、文物被夺、皇帝呕血、臣子伤心的文字,内心必然跟着起伏难定。然而,汪氏写作《追寻》一书,于卷首即说明此书以叙事为主,将圆明园的“起”、“兴”、“灭”沿线铺展,力求少带个人情感。唯汪氏本人亲自在圆明园遗址内多次考察地形,附上大量的图片与版画,花费三分之二篇幅对园林的“建”与“住”细致描写,徐徐展开,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字里行间实可看出其对圆明园艺术建筑毁坏的深刻惋惜。

        汪氏想摆脱传统的“民族主义”情怀可以理解,毕竟从上世纪80年代起,研究或提到圆明园的中国学者,难免带着情绪,多少影响到史笔的客观。但自其选择的史料,可以看见明显的哀悼立场。文笔力求无情,又处处藏情,无疑是削弱了本书“史识”的力度。以作者多年对史学的浸淫,写出这样刻意回避个人情感的书籍,想来事出有因,不止一端。

        开卷一首七律,“名园失落伤心事,欲寄清吟旧梦飘”,如果已说明了作者渴望能以文字重画“圆明园”的蓝图,以此来弥补眼中残碎的记忆的深意,那么,读者在阅读此书的时候,也可以暂时先放下民族仇恨,跟着作者一笔笔勾画出的平面卷轴,走进那在想象世界里恣意展开的生动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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