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变应万变”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社会都在搞“创收”的热潮推动下，教育领域也动起来了，北京大学也动起来了。

    1994年暑假前，我就任新中国后第五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校领导在主持宣布对我任命的全系教职工大会后，对我和其他系领导同志说：给你们一点时间准备，下学期开学后，找个时间，学校领导想听听你们对今后工作的思路。

    在向校领导汇报中文系“创收”情况时，我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在汇报的最后，我说，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加快，但也泥沙俱下，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的上述的考虑，可概括为一句老话——

１

     1994年暑假前，我就任新中国后第五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此前，我在季镇淮、严家炎两先生任主任期间，都曾任副主任，协助他们工作，严家炎先生在任内去美国访问，我也曾作为代理系主任工作一年。1988年4月，我被教育部派往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任外国人教师。两年后回国。其时，孙玉石先生任系主任。玉石和我中学就是校友，几位热心的语文老师组织了文学社，我们都是文学社的成员，老师为我们开文学创作、文学欣赏讲座，我们也在老师的指导下，办墙报，开作品朗诵会，这也是我们能一起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重要原因。我从日本回来是1990年4月，全国上下都在为疗治全世界都震惊的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政治动乱”所造成的损伤而努力着。特别是基层干部，对下，要使多数群众满意；对上，能让领导通得过，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如此，四年之后，当我接替玉石做系主任时，虽然我有过多年协助系主任工作的经历，但仍感到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

    校领导在主持宣布对我任命的全系教职工大会后，对我和其他系领导同志说：给你们一点时间准备，下学期开学后，找个时间，学校领导想听听你们对今后工作的思路。自“四人帮”粉碎开始的新时期，头十年拨乱反正，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过的一切再颠倒过来，让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人民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但这又不是简单的恢复，生活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虽然没有“大跃进”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豪言壮语，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前途一片光明，心中充满阳光。但前进的路并不平坦，有激烈的辩论，尖锐的斗争。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也会有不良的东西顶着新生事物，甚至革命的名义沉渣泛起；当然也有本来是好的事情，如果没有掌握好分寸(或者说“度”)，也会产生不好的效果，甚至变成坏事。新时期，我们的党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方针和今后不再搞大的政治运动，不再瞎折腾的重大决策，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可就在广大群众听党的话，一切向前看，一心奔四化的时候，“一切向钱看”的提出，就不是简单的一句社会笑话，它确实起了腐蚀人心，干扰四化进程的作用，不可小看。进入新时期的第二个十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全面展开，这是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它所给予的震荡是全方位的。1994年我接任系主任的时候，这场争论已趋于明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纛即将祭起，我们国家将在它的指引下，并入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国人关切，世人瞩目。领导要听听新上任的基础干部工作思路，我想不能回避对这一新形势的认识，以及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

２ 

　　向领导汇报我们今后工作思路的会在1994年秋季开学后不久举行，地点在办公楼一楼会议室。汇报采用座谈方式，系里由我作主要发言，其他领导及教师代表作补充，学校及校部各部门领导随时提问并展开讨论。会议气氛热烈而不紧张，认真严肃而又平和亲切，我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较好地实现了领导机关与基层单位的相互沟通，虽然我们希望今后还应有这样的机会，但可惜在我五年多的任期内，这是仅有的一次。会议围绕着中文系今后的发展为中心，但并没有事先安排次序作系统发言。我记得会议是由回答校领导询问中文系“创收”情况以及中文系老师个人收入在全校的排序开始的。“创收”是当时最热门话题，也是一个单位中每个成员都关心的话题。一时之间，北京人改变了见面那句“吃了嘛”的口头语，而改成相互打听单位创收及个人收入情况。我们的汇报会也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但把它作为一个引子，正好可以把我们中文系百余名教职工，面对时代大潮，是如何想方设法让中文系这只小船，驶入适合它发展的平静的港湾的。

    新时期以来，中文系同学校各系科一样，随着高考恢复，1977、1978级同学入学，被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彻底砸烂的正常的教学秩序得到了恢复，教学和科研工作也步入了正常运转的轨道。在中文系，作为一名教师，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他们都知道在上课之外，还要做好科研工作，要在一定的学术范围内(这范围有的是导师、领导划定的，也有自己选择的)，勤加耕耘，做出成果。这成果看似与教学无太紧密关系，但它是你的教学工作的基石，是一名高等学校教师安身立命之所在。他们会按着他们的师长、他们的师兄所树立的榜样，走上这条学术之路，自觉自愿，无怨无悔。那个时候，他们作的科研项目没有某一个等级项目(国家级、省部级)的标牌，他们也没有冠以某种学者、某种教授的称号，他们不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激励，也不需要领导、旁人的督促，也会在自己已确定的园地上勤勉劳作，细心耕耘。这种把学术等同于自己的生命、也看作是办系的根本的理解是中文系几代学人心血铸造的宝贵财富，也是他们的共识。新中国以后，自杨晦先生任系主任起，尽管办系的外部环境有所变化，但我觉得担任系主任的几位先生都是十分重视学术的发展，也因此北大中文系在全国高校系统中被看作是中文学科的学术重镇，赢得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同行的尊重。我正是秉持着这样的认识和理念走上系主任的岗位的，也正是秉持着这样的认识和理念，我和我的同事向校领导汇报在新形势下我们开展工作的基本思路：重视学术，发展学术，是我们不变的信条和不能推卸的责任；排除各种干扰，让教师们有一个适宜的从事科研、教学的环境，是我们应当做的主要的工作。

    在向校领导汇报中文系“创收”情况时，我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新时期以来，在对内搞活政策的指引下，不管企业、事业部门，或是政府机关，都在思索改善自己、改变自己，以更好的工作质量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与此同时，在不搞平均主义，不搞一刀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吃大锅饭，砸烂铁饭碗”等诸多口号的鼓动下，不管是单位，或是部门，甚至个人，都在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力，利用可能利用的条件搞“创收”。所有这些在当时成为各种媒体的重要内容；更因为这后半部分与每个人的收入有直接的关系，它自然成为人们交谈的热门话题。就我个人亲眼所见以及从各种渠道听到的，真切的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是深得人心的。人们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的盛大游行，想到了以后那些阴阴晴晴的日子和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人们也就自然想到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共和国的第二个春天，“我们的心里充满阳光”。时间过得真快，又二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还能生动地回忆起每天从家骑自行车去学校，走进教室时的兴奋心情。对于新时期以来中文系所发生的变化和前景展望，我和我的同事的汇报是充分的，也是满怀激情的，充满信心的。但同时我们也向校领导汇报了我们的一些忧虑，还有一些疑惑。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社会都在搞“创收”的热潮推动下，教育领域也动起来了，北京大学也动起来了，他们利用所拥有的技术、设备、人员，办起工厂或企业，为了表示其不同，在工厂或企业前加上“校办”二字。北大著名的“方正集团”，最初就是利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电子自动排版的科研成果办起来的。那个时候它成为校办工厂(企业)的典型，受到多方面的宣传、表扬，每年学校的年度报告中都会提到校办工厂、企业(包括“方正”在内)向学校上缴了多少钱，以及对学校办学实力提升的作用。现在的“方正”已是一家拥有多种经营的上市公司，我不知道它还是不是北大的校办工厂？如果是，它是否还每年向北大上缴一部分钱，而上缴多少是由谁决定的；如果不是，它作为上市公司是什么性质的，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

    以上说的都不过是过去了的闲话，而汇报会的当时，“创收”对于做基层单位领导的可以说是很大的考验和思想负担。大学的文科又不同于理工科，没有办工厂、企业必需的技术、设备和人员，“创收”的手段比较有限，中文系在那个时候“创收”的主要方式有：参与有关单位主办的业余学校、夜大学中文专业的教学活动，举办与中文写作有关的短训班(包括为短期来华访问的外国人办汉语短训班)，随着来华学习的留学生迅速增长，学校也把所收留学生的一部分学费拨给我们，作为中文系的“创收”。作为中文系，不管是系领导，或是教师都认为我们尽力去做了，可我们中文系“创收”的个人所得，在文科各系排名只是中等偏下的样子。“创收”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我们看不到，我们为此感到忧虑。在我们向校领导汇报时，也介绍了南方有的大学的中文系看到当时办函授班有很好的生源，有“创收”的极大的空间，他们办了很大规模的函授班。他们向学校提出：他们愿意将办函授“创收”的一部分作为学校修建教职工宿舍的投资交给学校，条件是：学校教职工宿舍建成后，中文系教职工有优先入住权。学校答应了这个条件，并且后来也这样执行了。但在当时的办公条件下，函授的联系还是靠邮寄，信件封面的文字还需要手写。由于工作量很大，系里发动全系教职工以及家属都来参加这一工作，每写一个信封有五分钱的报酬，多劳多得。一时之间，引起了不同的议论，有的认为人家中文系领导真能干，会给教职工群众谋福利；有的认为这样干是得不偿失。我赞成后者的意见，我向校领导表述的是：教职工各有自己的业务分工，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教学的基础和根本是科研，教师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文革”十年，在一个非常革命的口号的煽动下，把教师驱赶到工厂、农村，并让他们下决心在那里扎根一辈子，真是荒唐到了极点!“文革”十年之后，受到重创的教育领域，疮痍满目，百废待兴。“创收”固然要搞，但决不能削弱了基础，丢掉了根本。

    在表达了我的上述认识之后，我还从我们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个系发展规模设想。在此之前，为了“创收”，我系除了开展上述工作外，在上级领导提出要寻求专业发展新的增长点的促进下，我们系办了两个新专业：一个是应学校领导要求，学校行政办公人员严重老化，急需新鲜血液补充，为此我们办了二年专科学制的文秘专业；一个是应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由于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编辑人员不足且水平参差不齐，既需要提高又需要补充，为此我们办了四年本科学制的编辑专业。当时我们办这两个专业的初衷是：文秘和编辑，它们的专业性并不太强，它们的基本功是文字写作和文字阅读，以及较好的文化素质。这正是中文系的强项，我们可以以己之所长，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相信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写作、阅读能力和文化素质。我们也开设了这两个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以加深学生对专业的认识。我们认为文秘、编辑专业，也有其专业理论，但并不深奥，更不像有的专业那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对于专业的一些问题更有不同学派的不同解读。文秘、编辑专业是应用型专业，它与中文系各专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合并到北大，成为中文系的新闻专业。1958年后，新闻专业又合并到人民大学新闻系，北大另成立古典文献专业，与文学专业、汉语专业三足鼎立至今)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可以触类旁通，中文系教师为文秘、编辑专业同学讲授该专业的理论或业务课程，不仅不隔，而且还可能有视角新、视野宽的特点。因此我们相信我们教过的文秘、编辑专业的同学，他们的文字写作、阅读能力和文化素养是好的，至于专业实际操作的技能(包括后来的计算机技能的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很快掌握的。依托中文系，不另立旗号，不增加太多的编制，办好这两个专业，我觉得是多快好省的办法。但实践中也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学生有意见(主要是编辑专业的学生，因为文秘专业办了几届，学校认为行政人员老化的问题已得到缓解，文秘专业可不再招生)，他们对照中文系其他专业，认为编辑专业的专业课程太少，他们要求多开专业课，例如摄影课等。这样的专业课程的设置，需要购置许多设备，增加许多安置这些设备以及教学实习用房，还要聘用专业人员作教师。如果这样铺张开来，与我们办这两个专业的初衷不符，我们不想扩张中文系的势力范围。其次是担任教授这两个专业的专业课(例如秘书学、档案学、编辑学概论之类)的老师有意见，他们大都是留系不久的年轻教师，留系时相关的教授、领导已看好了他们在某一方面有其特长或发展潜力，为他们确定了专业方向。他们自己也按着确定的方向努力着，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也知道年轻教师还应该担当一些非专业方向的教学任务和其他工作，这不仅是他们应承担的责任，也在完成这些责任过程中，扩大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辨识力，对他们的业务成长有帮助。因此他们还是认真对待分配给他们的与自己专业方向稍远的教学任务。但随着这样的教学的深入，他们为此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妨害了他们对自己专业方向业务的研修。他们提出分配给他们的课程，离他们的专业方向太远，不愿意为此花费太多的精力。他们也认为如果要把编辑这样的专业办下去，应该请相关的专业人士来讲这些课程。教师的意见与学生的殊途同归。为此，在我就任以后，同系内外有关方面和教师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与其花大力气新建一两个实用型专业，不如退而举全系之力办好已有的三个专业，排除干扰，齐心协力守住根本，发展学术，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在汇报会上我正式向学校提出停办编辑专业的申请。我还提出，鉴于参加校内外各种业余学校的教学活动占用人员很多，花费时间也很多，担任此项工作的教师花费时间也很多，不利于他们专业的进修提高，我们也准备逐步减少乃至完全退出。而随着国际教育、文化交流的扩大和深入，外国留学生要求到北大学习的人数迅速增长，在本国学习汉语以及从事与中国有关工作的外国人士，也要求来北大进行短期培训。这不仅为我们“创收”提供长远稳定的来源，而且为外国留学生和各界人士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文化，是对外交流的重要内容，是中文系三个专业科研和教学内容的扩大和深入。为此我们要认真研究进一步搞好留学生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和包括寒暑假留学生汉语短训班在内的多种短训班的教学工作。在汇报的最后，我说，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加快，但也泥沙俱下，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的上述的考虑，可概括为一句老话：以不变应万变。我希望在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下，为中文系找到一条健康稳定发展的路子。

３

　　汇报会的气氛是平和的，虽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也是心平气和地说出，没有激烈的争论，没有形成尖锐的对立。校领导在我们汇报和讨论过程，也不时插话，说说他们的想法，但整个过程，对我们汇报的问题，包括我提及的专业调整和发展的看法，他们都没有表示明确的肯定意见，可也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见。因此，汇报会后，我们一方面围绕百年校庆开展了多项活动；另一方面，切实作好汇报会上提出的专业调整和发展的各项工作，到了校庆前夕，这方面的情形是：文秘、编辑专业已不再招生，其中编辑专业，其招生指标由北大招生办公室收回，据说当时的信息管理系利用这个指标，改名出版编辑专业，继续招生。在校内外业余教育方面，除了北大自己办的业余文秘专业的教学，以及中央电大中文专业的个别课程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外，与他们都脱离了关系。个别教师在不影响自己承担的专业科研和教学的前提下，可以继续作这方面工作，但不作为系内分配的教学任务，不作为教师工作的考核指标。对于外国留学生，我们给他们单独编班，为他们单独讲授基础课(学分制后叫必修课)，也为他们单独讲授一部分选修课，他们也可以选修为中国本科生，乃至研究生讲授的课程。为外国人开设的短训班也逐步形成规模，日本、韩国、美国的一些大学，与我们正式签订协议，他们固定在寒暑假期间某一时间派他们的学生来我系学习，他们的领队老师也借此机会进行一次学术交流之旅，而我们也由此开发了与外国高等学校及学术机构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的管道。这方面的变化，与“文革”前相比，是一重大进步，也为我系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进一步夯实了基础。这方面成绩的取得，固然得益于整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但也与北大传统文科学术的优势有关。也因此，我们不能不重视和发展中文系传统学科的优势。它是自北大建校百年来中文系几代学人努力的心血结晶，保持发扬这一优势，是我们这些后来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失掉这一优势，是我们上对不起前辈、下对不起子孙后代的历史罪过。我在汇报会上说的那句狠话，意在表明我们的决心，也是面对当时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而发的。

    上个世纪90年代，经过一场大讨论，党中央决定市场经济将主导未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时之间，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理论家，不少人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谈话，从各方面来阐述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当然也不会忘记自己所在行业多么具有市场经济特征，或与市场经济有多么密不可分的关系。大有不登上市场经济这只战船，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教育领域情形又是怎样呢？有没有人说教育是商品，事隔多年，我不能指出。但把教育作为一宗产业，要对之进行深度开发，以加大“创收”力度。这样的言论，我以为在当年是很时兴的。也是在那些时候，在高校的一些会议上，我不止一次听到如下说法：欧美国家的大学校长主要工作就是搞钱，不会搞到钱的就不是好校长。说这样话的人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不是某一个层次的领导，就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好像这一点是他们去欧美各国大学参观访问的主要收获。不知这与市场经济有没有联系？中小学教育，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二十年来有不小的发展，但也有不少的问题，其中小升初、初升高的择校的问题，我以为就是把中小学看成是商品，是产业，极度开发的结果(不看文件上或宣传上怎么说的，而是看他们怎么做的)，现在中小学教学水平和设备，不要说老少边穷地区与一般地区，也不要说城市与乡村，就是作为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近郊区的学校与一些所谓名校相比，其差别也是不能以道里计的，如果取其两端，那也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以上是我现在的认识，不一定都正确，但我认为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有它的优点长处，也会有它的局限性。2009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从美国开始，而且至今还在发酵，就说明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在各行各业都可以推广的。当时认识更未必这样明确，但新中国发展历史有着许多惨痛教训。许多事情还在进行中，事情本身还在发展，它的优点长处，或缺点短处都还没有充分显示，可只要领导一发话，哪怕是间接又间接听到的，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本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盲目紧跟，紧接着是普遍推广，全面开花。什么深翻地，亩产万斤；什么土法上马，大炼钢铁；什么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应该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我在汇报会上说“以不变应万变”，应该也有面对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一些思考。任何时事物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普遍真理要与具体情况、实践相结合，这两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以为还是正确的，大到制定基本国策，小到我们要办好中文系，都应该遵循它。前不久读到中国青年报记者对复旦大学校长的专访，这位校长有些话说得很痛切，我也认为应当有一定的震撼力，对此，我不知现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怎么看？现在担任教育领导工作的人怎么看？

４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既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又中规中矩，行礼如仪，在朝野上下一片赞扬声声中落下了帷幕。1998年国庆过后，我作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第一位客座教授参与了该中心的创建工作。1999年从香港回北京后，正式卸下系主任的责任，2000年退休，2002年，我又受邀到广西大学梧州分校，与那里的几位教授中文课程的老师创建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当年就得到批准，开始招生至今。从那时起，我一年都几乎有七八个月在梧州工作，与那里的师生共同见证了学校“专升本”的全过程(它已正式升格为本科高等学校，更名为梧州学院)，体验了升本成功的欢乐，更体验了升本过程的艰辛与无奈，也让我看到我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与不公正。2009年6月，我脑血栓住院治疗，至今仍在康复中，很难想象我今后还会出现在学校的正式课堂上，可这课堂留下我多少温馨的记忆，我无法忘记它!

    也是在2009年的早些时候，中文系为乐黛云、谢冕、温儒敏三位教授新出版记述他们北大生活的书开了一个座谈会，一位老师在发言中提到了与我有关的一件往事。1998年，他和中文系几位老师一同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北大当时的领导到日本访问，在一位老师的住处，同他们会见。在谈话中，这位领导人点名批评我，说我在汇报会上说的“以不变应万变”是拒绝改革。这使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在汇报会上，这位领导对我的发言没有任何评论，更不要说批评、反对的意见。为此我写了如上的有关那次汇报会的回忆和我今天的思考，我不想作任何辨白和解释，只希望能为关心北大中文系历史、关心北大中文系发展的人们提供一个亲历者的体验，也许对描绘它历史的走向和明天的蓝图有一点启迪。到今年，是北大中文系有正式名号的一百年，而我竟在这儿生活了五十五年，我感到幸运，感到幸福!我也要像许许多多北大人那样，守望着北大，愿北大——我们的精神家园永远年青，平安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