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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刘康一个学期在美国杜克大学教课，余下的时间在中国上课、做研究、到全国各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此外，他还主持几个大型的关于国家形象的跨国调查研究项目。在美国，他白天上课和读书、写文章，晚上8点（中国的早上8点）开始“上中国的班，做中国这边的事情，不停的给国内打电话和发邮件处理问题，差不多天天如此”。
应上海交大的邀请，刘康2008年回国，在交大创立人文艺术研究院。近两年的时间里，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在国际学界广泛的人脉资源，刘康在人文艺术研究院这个平台上，启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项目，将学术事业经营得风生水起。
虽然少年时代遭逢文革，后来在建筑公司当过三年多水电工，但此后便是进大学，出国深造，在美国获得教职，和同时代的很多人比起来，刘康觉得自己很幸运：“我认为最好的职业是做老师，而我一直在当老师，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现在回国也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做很多事。”
1982年，刘康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因为成绩优秀，获得美国福布莱特国家奖学金，很快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六年后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在美国大学任教。除了读书勤奋之外，刘康说他天性“爱捣乱”，“我这人散漫惯了，思考问题时喜欢天马行空”。1983年夏天，天津师范学院举办国内第一次比较文学研讨会，会上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因此也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引起一片哗然，参会者因此记住了这个喜欢“乱放炮”的年轻人。
这种无所忌讳、独立思考的习惯贯穿了刘康此后的学术生涯。到美国后，他与人打过好几回“笔仗”。最令他难忘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与大学同学李希光合写《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书出版后，美国的主流媒体CNN、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等予以大量报道，华盛顿邮报甚至发了一整版书评。在出名的同时，刘康也受到学术圈里人的批评和不解。“大家都认为我疯了，学术精英认为学者写畅销书很低俗，本来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怎么转向研究媒体写了一本鼓吹民族主义的畅销书？作为一个受到多年美国教育的学者，为何反在书中骂美国？”
刘康说他做的很多事情，学术圈里不少人都觉得奇怪，但他也并不以此为意。在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他的研究逐渐转向与当下应用实践相关的学科领域。“学术研究总应该有关怀和立场吧。这个立场我觉得还是一个中国的立场，应该关怀民众的福祉。”
尽管在美多年，刘康念兹在兹的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科学者的梦想——“如果就我们这代知识分子而言，我们实实在在是从五四以来的感时忧国的一代。当然更可以再往上推到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传统去。不过更确切地讲，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成长的血液情操中，浸淫了毛的教诲，‘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无论我们这在中国还是在海外，这种‘关心国家大事’的情怀，难以改变”。
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到“中国国家形象”实证研究
读书报：1996年，您和李希光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出版后引起很大的争议，十几年后的今天，您对当时所持的“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观点是如何看的呢？
刘康：当时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公众对美国媒体、美国大众文化和学术精英多年来对中国的偏见和歪曲有所了解。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美国过度崇拜，而美国人则相反，非常自大，瞧不起中国，美国媒体也脱离不了冷战时代的反共意识形态，所以出现了“妖魔化中国”的现象。我负责写的是美国大众文化（好莱坞电影和畅销书）以及美国的汉学研究精英这部分，主要通过一个一个故事的讲述来向中国读者揭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中美之间在1995-1996年矛盾摩擦不断，中国民众很不理解，所以我们的书出版后很畅销。现在美国媒体大肆妖魔化中国的情形少了许多，但我始终认为当时提出来这个问题很重要。
读书报：对中国形象定位的争论国际上一直交锋激烈，有的极力颂扬，有的则视为一种不安定的威胁因素。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形象？
刘康：中国国家形象随中国国力的增强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舆论现在越来越重视中国，这点我感受极深。我刚去美国时，美国媒体里面很少有中国的新闻，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很少，兴趣也不大。现在则完全不同了，中国走入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了美国媒体的每日新闻。中国迅速崛起，发展太快了，世界舆论在理解和感受上都赶不上趟。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当下的流行语说是过去中国挨打，后来挨饿，现在到了挨骂的阶段了。为什么？因为你强大了，在世界上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大家关注。中国发展太快，问题太多，也是挨骂的原因。纽约时报去年冬天采访我，我说“中国像吃了激素一样，一夜之间突然长得很大，手脚都不够协调，外面的人很容易把中国看成个怪物”。这句话后来还上了纽约时报的“时报语录”。
读书报：的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这种大背景下，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调查研究显得尤其重要。2008年您在上海交大创办人文艺术研究院以来，启动了一系列相关的实证研究项目，可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刘康：我回到国内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开展对中国形象的问题的调查研究。2009年，我们与上海市委宣传部共建“国家形象与城市文化创新战略研究基地”，很快启动了在美国、亚洲13国与地区进行的“全球中国国家形象的实证调查”、“全球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以及“中国境外记者调查”这三个大型跨国实证调查项目。其中，记者调查项目是国际合作项目，杜克大学给予了我重要支持。这些调查是首次由中国的学术机构主持的大型国际研究，我们有一个国际化的学术团队。美国和亚洲的调查由我在杜克大学的同事史天健教授领衔，史天健是公认的美国华人学者中做政治调查最有名的学者。这个团队成员还包括长江学者、美国老多米诺大学政治学教授陈捷，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上海交大教授葛岩等。美国的调查问卷设计是请了许多美国顶级的实证研究专家反复论证，严格按照社会科学规范来实施的，我们请了印第安纳大学调查中心来做，亚洲是和跨国学术调查机构亚洲风向标（ABS）合作。当然，我们的研究有一个中国视野，跟美国的皮尤研究院、盖洛普等的全球形象调查（包括中国形象调查）是不同的，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的指标和调查体系，将来建立中国实证调查的国际话语权。
另外由葛岩教授领衔，计划在三年时间，对西方近20年来关于中国的报道，进行相关数据的分析，建立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数据库。我们选择了十个国际著名的纸媒，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日本的读卖新闻，英国的泰晤士报、产经新闻，法国的费加罗报等。我们对驻华境外记者的调查包括问卷和深度访谈，希望从中了解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态度，采访中国的主题，以及对他们在华工作的环境、背景的综合性调查。目前我们已经对十几位境外驻华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回收了数百份问卷，获得了许多非常宝贵的实证数据。境外媒体是塑造中国国际形象最重要的窗口，目前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还很弱，公信力和影响力远远比不上境外媒体，所以我们需要深入了解掌握境外媒体的情况，来改善中国的国际传播和中国国家形象。
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到“中国问题”研究
读书报：您个人多年的学术关注一直在文化理论和美学领域。这几年，西方著名后现代理论家齐泽克对中国革命和当代中国发表了很多言论，听说您对他有很多批评，您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您从中发现了什么问题？
刘康：中国文化批评界的确有一个“齐泽克热”，把这位前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理论家当成学术明星来捧。这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学者一直对西方理论充满了崇拜心理（这种局面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一直没有改变），觉得他很时尚。他又有一个前社会主义的背景，这也很能吸引中国人。他用深奥的拉康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电影、通俗文化，给大家很多启发和兴奋点。另一方面，齐泽克反映了西方左翼的一个转型，而这正好和中国的问题纠结在一块了，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西方左翼的后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文革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他们对毛泽东时代有一种浪漫想象，将严酷、血腥的革命刻意浪漫化和诗化。他们的想象与中国历史和现实是非常脱节的，是一个值得我们严肃对待的话题。另外，齐泽克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现状有一个严重的误读，他认为中国革命导致中国现代走向了资本主义的不归之路，中国的资本主义非常血腥、丑陋，而这都和中国革命有关，都是毛造成的。这是一个极端荒谬的说法。西方左翼现在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克服自己西方中心和欧洲中心的局限，怎么来真正关心现实世界的公平和社会正义问题。齐泽克对资本主义进行不关痛痒的批评，实际上也说明了西方左翼的普遍的问题。西方新左派大部分是从话语、修辞层面来批判资本主义，齐泽克的修辞学或精神分析学批判最后是用来反证资本主义是不可撼动的。所以我认为其实他的立场形左实右，他浪漫化和诗化革命和暴力是对历史的亵渎。在美国即将出版的学术期刊《位置》的“齐泽克与中国”专辑上我写了批判他的文章，他又写了很长的文章跟我辩论。我想这种国际学术辩论是很有意义的，希望有更多学者来参加。在我来讲是要对西方新左派做一个历史的梳理，这对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也是件有意义的事。
读书报：您早年是一个纯文科的背景，现在，学术方向则体现出多学科背景、跨学科对话整合的趋势，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刘康：我其实一开始就对学科的划分很不在意，我只是对各种现实的问题感兴趣。只要是对我关心的问题有关的，不管是什么学科都可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有一篇英文论文“政治与批评范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发表在美国的《近代中国》（Modern China）上面，同期发表了三位美国“学术权威”的文章跟我辩论，后来引发了更多争论。那时我是个刚出道的年轻人，有了意见就讲，也是性格使然吧。我当时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但我却讨论很多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被不少人认为是不务正业。我那时就不想局限在纯文学的领域，而是希望有一个包含政治的、文化的更为广泛的领域，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来。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不同，它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这些对我来说比较陌生，还需要不断学习。
读书报：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您关注的焦点在传媒领域，近年来，它与文化研究、中国研究成为您研究的三个“游击区”，这三者之间是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刘康：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从一个问题导向另一个问题，但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研究。它是一根主线，贯穿其他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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