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颗纯粹的热爱文学的心

    人和文字之间，是需要缘分的。

    我与《红浮萍》的相遇，几乎可以说是生命中的意外与偶然。

    我的闲暇，舍得交与长篇小说的不多，总觉长篇充斥过多的语言垃圾，于时间是极大的浪费。当代作家的作品，任其名声多响、作品被评价多高，极少动想读的念头，——除非偶尔读到的某个段落打动了自己，——批评家的眼光值得信赖的不多，时下舆论的炒作更让人反感。由此，所买的小说，外国的已得到公认的名著居多。

    李彦，一个生活在加拿大的双语作家，尽管她是滑铁卢孔子学院院长兼东亚系中文教研室主任，但于遥远的国内的我，她是完全陌生的。茫茫人海中与她相遇的机会几乎没有，即便有，也肯定是擦肩而过，相见而不相识。同样，茫茫书海中，又怎能得知有她一本《红浮萍》的存在？即便知道了，又怎能动想读的念头。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奇特。《红浮萍》出现在内地的书店还不到一个周我竟知道了它，并第一时间买下。从收到的那个瞬间，从翻开正文的第一页开始，整整一天两夜，对它的阅读占用了我所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与它相遇，又想到了那个“缘”字。

    此缘，缘于剑梅。

    —— 2010年8月18日，李彦在给剑梅的信中提到了《红浮萍》，她说，我8月13日在上海书展参加了签售活动，原来是做好了冷场的心理准备的，因为我在国内默默无名。但在一小时的签售时间里，售出了三百册《红浮萍》，虽然跟莫言等大作家几千册的荣耀相比实在寒酸，我却已感到十分欣慰了。

    同一天，剑梅在给我的信中，转了这一段。

    剑梅转这一段，非为特意向我推荐李彦和她的新书，她信中谈的是自己之后的写作打算，她说，这一两年我主要关注自己的英文学术著作，等明年完成后，我会转向当代文学批评一些。我觉得文学批评家应该有一颗纯粹爱文学的心。出于对文学真挚纯净的爱，对当下不少劣作被炒作得沸沸扬扬，而很多真正的好作品却被埋没，剑梅很有点伤感，为作品，更为作家，——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写作者，她深知写作的辛苦和当金子被沙埋没的无奈无助与痛楚。就转的李彦那一段话，看得出李彦的感慨，剑梅对此虽没多说什么，但因此而来的感触也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惺惺相惜的心情之下，立刻打开卓越，下了订单。毫不犹豫买下它的另一个原因，是《红浮萍》这个名字给了我不俗的第一感觉，——文学的感觉。

    快递手中接过书的一刹那，想起了朱大可《记忆的红皮书》，它们的外观尤其书皮的深红色是如此地相似。读着，更加深了这种感觉，——他们的“红”的确是同一个“红”，讲述的都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只是那时朱大可显然还小，所历所见所闻从小孩子时的视角开始展开，他自己的家庭又幸免于挨批被斗，读着还不觉特别沉重。而李彦的笔下，小平则带着更深的生命体验，更深的痛，那是一个灵魂受苦的时代，到母亲被平反，时间已过去了整整22年，22年间右派的帽子像压在头顶的一座山，不仅遮住了阳光，挡住了前进的路，更让尊严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尽管文字中李彦充当的不是政治和道德裁判者，不是伤痛的抚摸者与控诉者，只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与呈现者，但在如实呈现历史时，她内心自然汹涌的情感力量（此整句借用刘再复语），着实令人震撼。

    我读《红浮萍》，如陷在一个噩梦中，明知那是别人的噩梦，明知她们终有一天会走出那噩梦，却有点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她们走出阴霾迎向阳光的那一刻，却又不舍得放弃任何一页，甚至任何一行字，——这，正是李彦文字的魅力。她的语言，她的叙事，她的故事，她故事的结构与部署，无一不将我深深吸引。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她的语言，她的语言质朴得精致，精致得质朴，高贵而从容，自然而洒脱，真不敢相信，一个在英语环境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作家，竟然将汉语驾驭得如此之好。

    读《红浮萍》，又常常想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虽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境遇，但一个特别的动荡的时代，给人的生活和尊严造成的伤害是相近的。所幸，《日瓦戈医生》还有爱情，爱是战争都摧毁不了的存在；《红浮萍》还有亲情，无论什么时候，女儿（平）对母亲都始终如一地信赖与热爱。无论多么严酷的时代，爱都是支撑人活下去的最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