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默伦：培生中国的新商业计划

    作为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商，培生的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从去年5月收购上海乐宁教育到现在，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培生中国已连续收购了三家英语培训机构，培生教育在中国最大的业务由教材出版变为了英语培训。业内人士指出，培生在国外有一整套成熟的教学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数字化教学产品、在线培训，在中国市场上基本还是空白。通过收购培训学校，把自己的产品植入它的教学体系中，才是培生真正要做的事情。可以看到的是，前些年，培生教育在中国的策略和大多数国外出版机构一样，主要是授权经营，业务大多是B2B的，即机构对机构。而现在，随着消费趋势的转变，培生正在努力改变，加大对终端用户的直接覆盖和服务。

    看来，培生的对华业务发生了战略性的转折。这种战略性的转折基于什么而发生？培生感受到了怎样的消费趋势的转变？未来几年，基于新战略之上的培生中国的新商业计划又究竟是什么？9月，本报专访了培生教育集团亚太区总裁康默伦（Dugie Cameron）先生。

    读书报：根据中国图书信息服务公司开卷的数据，中国零售图书市场增速持续放缓，今年上半年增幅更是跌落至1.97%，为十年来最低。有些出版人对中国图书市场的未来不是那么乐观，您对中国图书市场的判断是什么？

    康默伦：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不能仅从图书的出版来看，而是要从整个教育的需求来看。我想说，中国整个教育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人们尊重教育，对教育的投入也非常大，所以，对学习内容的真正需求是非常大的，我们有很多东西要满足学生的关于教育的高需求。可能在中国，也许图书业增长不是很快，但是教育行业发展很快。所以，我们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中国图书市场的。

    同时，我们对图书的出版有很强的信心，这完全取决于顾客需要什么。如果顾客需要单独的直接的图书，我们提供给他们；如果顾客需要数字化的产品，我们就给他提供数字化产品；如果顾客需要直接的图书加上我们的技术产品，我们就给他提供这样的学习方式。就像我们面前的笔记本，如果说这是一本教材的话，把这本教材加上在线的学习内容，或包括在线测试的系统，给需求者提供完全个性化的学习体验，这个产品是图书还是一个技术产品呢？我们称它为混合产品。

    读书报：培生在中国的拓展一向以谨慎著称。就在去年以前，培生教育在中国最大的业务还是教材出版。在这一块业务当中，培生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中国合作伙伴？到目前为止，有怎样的合作模式？根据我们的了解，培生与国内合作伙伴的合作模式是国外的出版社当中最多的。

    康默伦：在中国，我们知道，只有选择成功的合作伙伴，我们才能做好我们的业务，所以，我们主要的选择标准，一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二是我们对教育都有同样的事业心，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世界；第三，我们的合作伙伴，即使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也应该更多地追求质量。我们倾向于选择跟我们有共同价值观、共同理念的合作伙伴。

    我们和跟国内合作伙伴主要的合作模式有，合作出版、共同开发，还有改编，比如说，把我们国际上的内容根据中国的要求来改编，或者把中国的一些题材或内容，根据国外的要求来进行改编。现在，我们在发展出版数字化教学的时候，定制出版可能会有更大的机会。在发展数字化的领域里，在中国的合作机会也许大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多多地寻找，发现更多的合作模式。

    读书报：2009年开始，自收购了上海乐宁进修学院、北京戴尔国际英语学校和华尔街英语后，英语培训成了培生教育在中国的最大业务，为何会进军英语培训，培生对华业务是否出现了战略性的转折？

    康默伦：2009年确实不凡。进入英语培训市场，是因为我们想在英语学习、英语教学领域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为，过去我们是提供英语学习内容，但如果我们真正想在这个领域做一些事情，一定要介入到教学本身，包括教师、还有教学环境，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回报的业务。我们的关键目标是要能够直接服务学生，同时间接地服务到老师。所以，你说的是对的，我们的战略确实发生了变化，我们是在全球角度上，进入到英语培训领域，这个战略始自于中国。过去，我们是提供内容，现在是提供英语学习辅导、英语学习培训，在中国开始的这些战略，正在扩大成为我们全球的战略，中国越来越成为我们战略的一个中心。我们收购了华尔街英语后，今年，我们收购了整个华尔街学院，全球的华尔街学院。

    读书报：坊间评论，培生正在努力改变，加大对终端用户的直接覆盖和服务。从授权经营到B2C的业务模式，培生感受到了怎样的消费趋势的转变？

    康默伦：确实，我们在中国的多项业务都在快速地发展，比如说语言学校，其实是一个零售的服务业。从这个行业里，我们看到了顾客的需求，我们的这些顾客要求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他们在选择一所语言学校的时候，不仅仅看有没有外教，还要求舒适安全的学习环境，最重要的，是能学习到东西。英语里边有一句话，零售业关乎细节，它的成功与否就是在于细节，我们要确保学生从进到学校教室的那一刻，直到走出来，所有的学习体验都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介入到英语培训业，使我们从教材供应商变成直接的服务商，那么，无论是我们提供的内容、教师还是学习环境，我们都要做好，服务好。

    读书报：接下来，培生在中国还有怎样的商业计划，寻求怎样的合作伙伴？

    康默伦：未来的几年，我们可能要集中精力做三四件事情。第一，我们会集中服务最终的学习者，提供更多面对面的辅导。第二，我们要加快向数字化的转变，尽可能多地提供数字化的产品，提供学生所喜欢的数字化学习形式，还有产品形式。中国的年轻人对数字化产品的接受度非常高，我们要努力满足他们的需要。网络环境下，需求会越来越个性化，作为提供个性化学习的一部分，我们要加快提供服务。今年，我们在中国推出一个新的语言考试，叫培生英语考试，是全球第一个基于数字化的学术英语的考试，是能够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申请学位的考试，会给传统的纸介考试带来很多挑战。现在，全球已经有1800家教育机构认可这个考试，英国移民局也把这个考试当做移民的考试。服务，是我们另一个要加大力度去开放的领域。

    读书报：我们注意到，培生经历了一个先多元后专业的发展过程，20年前的培生集团，还是一个包括出版、蜡像馆、主题公园、银行、电视制作等多方面业务的传媒集团，现在的培生，是一个全教育集团。现在的中国出版界，“多元化”还是“专业化”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培生为什么会经历一个先多元后专业的发展过程？作为内容生产集团，“多元化”还是“专业化”有利于出版集团的做大？

    康默伦：我个人的观念是多元化有利于集团的做大。在教育领域里，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是想解决学生个人还是一个学习机构，或者是政府的学习方面的问题，仅有内容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其他领域里的一些支持。一个内容的提供者，不仅要有内容，还要有技术、测试等，我们可以把这几个东西结合起来，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内容结构上走向多元化的原因，我们拥抱了技术拥抱了测试，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学习。二十年前，在我们刚加入培生的时候，教育所占的销售额是我们整个集团销售额的15%。二十年前的时候，我们的胜利非常有趣，我们在法国拥有红酒酒庄，在英国拥有蜡像馆，在中国拥有做陶瓷的一个企业，同时还拥有银行，我们整个的胜利非常的匪夷所思，非常的有趣。到今天，培生教育已经占据了整个集团70%的营业额，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公司。从整体来说，我们认为我们所从事的全是教育工作，无论是我们的《金融时报》还是我们的企鹅出版公司，无论是信息还是给大众的读物，都是最广义的教育。我们专注于教育这个领域，可是我们的产品会是多元化的，牵扯到内容的提供，也可以评估他们，给他们标准化的答案。我们希望通过教育，帮助人们提高个人的能力，过上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