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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作了一些调整，引起轩然大波，被形容为“鲁迅大‘撤退’”。我则不以为然，同意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编审温儒敏教授的意见：“鲁迅作品减少的大背景是实施课改”，“无论哪个语文教材版本，至今鲁迅仍然是教材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 这就是说：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更换，是“调整”，而不是“撤退”。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调整”呢？我想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更加符合语文教学的要求。
鲁迅的作品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他的有些文章可能不大符合语文教学的要求，而有些文章则更加适合。例如《阿Q正传》，是鲁迅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经典，但是中学语文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是须适于中学生的学习，有益于他们从中学到规范的语言文字与文章章法并受到良好人文教育，提高文学素养，最重要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最适宜的语文教材。至今，《阿Q正传》已经发表近九十年了。研究论著汗牛充栋，我本人也下大力气写过27万字的《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一书，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中详细梳理过阿Q学史，但仍然感到没有完全弄懂这篇作品，没有解开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歌德巴赫猜想”。因为鲁迅实在是太深刻了，他在《阿Q正传》寄寓的思想、艺术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他用以表达思想的“格式”又真是太特别了，是一时难以被后人全部破解的。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也是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鲁迅学这样一门学科的原因。所以拿研究界尚且难解的作品，作为中学语文教材，让中学生去学习，不仅学生会产生逆反心理，流传起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就是教师本人恐怕也难于解读《阿Q正传》的真正涵义，在教学中常常遇到“拦路虎”，现在新语文教材把《阿Q正传》放入“读本”，必修本“调整”为鲁迅的其他较易弄懂的文章，我认为是合宜的。
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孔子、老子、庄子、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东坡、龚自珍、章太炎之后，在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期里出现的最伟大的文章家。他的文章极富骨力，又极讲章法，有很多篇可以作为范文。我认为，除了已选的篇目之外，鲁迅晚年所作的《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和《我的第一个师父》这几篇怀人散文，以及《“这也是生活”》、《半夏小集》等自述和议论性的随笔、杂文，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几乎达到了无可挑剔的十全十美的程度，做语文教材比《阿Q正传》适宜。除鲁迅之外，当代一些作家的名篇也可以进入教材，例如香港就把作家的通信，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内地也不妨这样做。因为这些当代散文从思想内容到文章作法，都更适应当代中学生的特点。
其实，《阿Q正传》等鲁迅作品不适合做语文教材的意见早就有了。由于当时的限制，始终没有人正式提出来。现在提出并着手进行“调整”了。应该看做是件好事，大可不必惊呼“鲁迅大‘撤退’”！
鲁迅当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从上世纪初叶起他就大声疾呼“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反对世界的“质化”，每当物欲横流、社会“硬化”之时，种种保守思想和商业大潮都会向鲁迅发起冲击。我们坚守鲁迅阵地的有效方法，不是声嘶力竭地呐喊、保卫，而是应该一方面坚守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另一方面认真考虑怎样还原鲁迅本来的原貌，恢复他原有的亲和力。最近从2010年8月26日文学报上看到余扬先生的一篇纪念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文章《过于喧嚣的孤独》，文中谈到世界各地都在纪念这位大文豪的祭日，但是托翁的故乡俄罗斯却比较冷清，文章把原因之一归结为：虽然俄罗斯把托翁的作品列为教学大纲的内容，每个15岁左右的孩子都要学他的《战争与和平》等书，但是“在俄罗斯学校的课堂上，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理解，至今也没有跳出列宁对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范畴，以至托尔斯泰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但扮演的却始终是一个缺乏亲和力、似乎也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形象”。鲁迅在中国的命运，是否很像托尔斯泰在俄罗斯呢？虽然具有神圣的地位，但是始终没有跳出毛泽东对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范畴，以至鲁迅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但扮演的却始终是“一个缺乏亲和力、似乎也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形象”。
我并不完全否定以往一些对鲁迅的评价，他们的评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与政治意义，但也自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在肯定其真理部分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其局限性而有所超越，特别是在语文教材问题上尽可能遵循语文教学的自身规律，摆脱意识形态的局限。
所以面对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有所调整这种正常事情，不必过于大惊小怪，以至说成是“鲁迅大‘撤退’”，而应该欢迎它，帮助它，使之“调整”得更好，更恰当。同时，鲁研界应该致力于还原鲁迅原貌的事业，使鲁迅重新具有原有的亲和力。我目前所致力的文学版长篇小说体鲁迅传《苦魂》三部曲，正是在做这种努力。最后效果如何，我尚难保证，但是我是尽自己的全力去做了，就无愧于鲁迅，无愧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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