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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78年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不单单“四人帮”垮台后，历史一直在为它攒蓄能量；也可以追溯到“文革”当中，例如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72年周恩来对极左的批判、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甚至，可以溯及更遥远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1957年春天民主思潮、1956年八大……对于当代中国，1978年是一个等待已久而且注定来临的时刻，是一种历史总体意志屡仆屡起、顽强生长的结果。在此意义上，1978年不能简单归之于任何个人，而要视为历史精神的聚合体。
以文学为例。关于“文革”后文学，教科书习惯性地把其开端写得生意盎然，好像“四人帮”一倒，文学的春天随之就来。其实基本不是那个样子。
1978年“文坛”处在什么状态？是年10月20~25日，有个高端会议，《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三大刊物编委会联席会议，“文坛”重镇基本到齐，此外有各地知名文艺理论家。刘锡诚先生作为工作人员，留下会议发言详细笔录，如今他将其整理后载于所著《在文坛边缘上》。阅读这些记录，可对1978年“文坛”有直接印象。
蒋孔阳先生郑重提出：“第一，是恢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权威性。”乍见此语，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不过，看到赵寻提出“要《讲话》还是要《纪要》”的问题，就稍稍理出了头绪。所谓《纪要》，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成文于1966年3月。这个文献，隶于江青名下，实际是在毛泽东直接部署、亲自修改三次的情况下形成，其产生经过请参阅笔者的《“文艺革命”述略》（《钟山》2010年第1期）。由于这层关系，按照“两个凡是”，虽然江青倒台了，《纪要》还是不能动。但《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提出与“继续革命”相适应的一套文艺政策。与《纪要》相比，《讲话》的尺度不算过苛。所以三刊编委会联席会议上，提出“要《讲话》还是要《纪要》”的问题，恢复《讲话》“权威性”，被视为文艺解放的一条途径。
这颇能说明1978年“文坛”的状况。
与那些养尊处优的“文坛”刊物相比，《今天》以近乎于零的物力，惨淡起家，却办到那样的水准，取得全国性影响，给以后文学注入重要、新鲜的养分，成为文学史上不能绕过的存在……这一切，让我们切实领受了解放中的时代所赋予文学的充沛活力。显然，《今天》的成员们，抓住了这种活力；而三刊编委会联席会议的“文坛”显要，却没有抓住。
《今天》的源头，可溯至林彪事件后北京地下文艺沙龙和白洋淀知青聚居点的自发性写作，自那以来未尝中断，但始终没有机会使作品与公众见面。他们采取自行打印或油印成册的方式，在很小范围中交流。
1978年12月22日，刚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那天，第一期《今天》印毕，翌日，与社会见面，方式是张贴。第一份张贴出来的《今天》，出现在“西单墙”，然后依次是天安门广场东边一排大木板、王府井某家大商店的门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化部和虎坊桥《诗刊》编辑部。第三天24日，在北大、人大两所高校张贴。
各处反响无不热烈，驻足阅读者甚多。张贴处留有编辑者通讯方式，提供邮购并征求订户。同时，也在“西单墙”等处搞现场零售。销路迅速打开。第一期一千册，连邮带售很快告罄，远不能满足需求，又加印一千五百册。
经第一期的张贴，许多有志于草根文学的人留下联系方式，愿意加入《今天》的工作。这样，第二期的时候，组成了编委会，并确定主编（北岛）和副主编（芒克）。
第一期出版后，发生了芒克代表编辑部在一份民刊联合抗议书上签字的事情。为此，编辑部发生激烈争论，大部分人均不认可芒克此举，认为《今天》只应是文学刊物，不涉及政治，争吵竟致《今天》分裂。
随即重建的《今天》因此有所规约。从内容看，《今天》专注于艺术性开拓，明确自己致力于非主流文学探索的使命，简单说，就是使那种为“文坛”所不能接受的作品得到出路，搭建体制外作家艺术家的交流平台。《今天》由此找到了定位和角色，它的作者群，以及所联系的各类青年艺术才俊，不单广泛，而且以后多成大器。这当中，除北岛、芒克自己，有食指、舒婷、顾城、杨炼、江河、阿城、艾未未、史铁生、陈凯歌、万之、梁小斌……由这名单，我们不仅面对“朦胧诗”的全部主力阵容，亦遥见知青小说、“寻根派”以至新兴艺术的幢旗。
《今天》，标识着自发文学或草根文学确凿地独立出来。从此，当代文学的线索不再是一条，而是两条。在“文坛”内，文学凭其建国以来一贯的体制和组织架构，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着；在“文坛”外，自发文学或草根文学则仰承时代的起伏变化，也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着。它们一个居于主流，一个处在边缘；一为庙堂，一为江湖。庙堂这一边，按部就班，稳如泰山，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发表、出版、研讨、评奖、职称、住房……应有尽有。江湖这一边，时起时落，忽隐忽现，断断续续，自生自灭，至论新鲜、探索、激情和活力，辄胜于庙堂。
后三十年文学大势，概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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