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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特征一直被看作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但是，关于这个国情，长期以来存在着诸多的认识误区，妨碍了我们据此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对此需要予以剖析并澄清。
一、人口众多是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过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
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可以最综合地用总和生育率来反映，理论上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在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上时，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处在很低的稳态水平上；随着生育率下降，并由于随之逐渐形成了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率加快，因而获得人口红利；而当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更低的水平上时，由于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到较低的稳态水平上。相应地，在生育率下降从而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形成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
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得到的经验曲线，与上述理论预期完全一致。
结论是：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有互为因果的促进关系。
二、计划生育造成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
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外加的且相对次要的助动作用。例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其生育率从上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到90年代以后都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以下。中国的问题在于在人均收入水平尚低的情况下进入了人口转变的新阶段，形成“未富先老”的特点。这个缺口，也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造成的。相应地，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人口结构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如果说出生性别比的偏好与养老保障问题相关，其因果关系不是子女哪一方养老的问题，而是第一，社会养老资源不足、覆盖率低下，导致对子女数量的需求；第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地位，导致其养老能力不足，从而诱发出对男孩的偏好。因此，解决出生性别比升高这个矛盾的治本举措是完善和规范劳动力市场，以及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根除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因人口转变引起的人口结构朝着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的方向变化，是一个重要源泉，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那么，随着人口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是否就枯竭了呢？固然，丧失人口红利意味着增长源泉的转变，但是并不意味着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不存在了，未必就不能继续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以及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即通过建立起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加强培训、深化教育、继续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可以利用变化了的人口结构特征，挖掘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源泉。
城市化实现了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换，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根据我们的计算，这种就业转换对改革开放期间GDP增长率做出了21%的贡献。但是，仅仅就业转换而没有居民身份的转变，这种半截子城市化对扩大消费需求和城市建设需求，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对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积累等方面的贡献，仍然不足，因此我们呼唤完整的城市化。此外，还有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机会，并通过两个手段并用，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顺利接榫，防止经济增长源泉真空。
四、中国仍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
一个传统观念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种观念现在还挥之不去，主要是因为受到统计数字的迷惑，而统计数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业劳动力使用的数据，正规统计制度不能充分反映迅速变化的农业生产现实，使得学者要么对最新的情况懵然无知，要么陷入“数字的暴政”。例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农业劳动力为3.1亿。而事实上，农业成本调查资料所显示的农业生产实际投入劳动的数量比这个数字要低得多。
第二，关于劳动力市场和城乡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许多学者无法读懂，以致得出偏离实际情况的相关结论。随着产业结构和经济成分的日趋多样化，城镇就业渠道也日益多元化，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非常规就业，使实际就业人数比统计数据高。此外，迄今没有公开发布比登记失业率更反映现实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调查失业率数字，使许多猜想没有数据支持。
第三，关于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趋势，统计年鉴发布的汇总数据很难提供整体的特征性描述，通常也没有及时更新的人口预测。
五、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二元经济终结
根据刘易斯本人及稍后研究，我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因此，许多以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与农业工资相等作为判别标准的研究，并不足以验证我们做出的判断。相反，只要观察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如果承认转折点到来，就可以预见到并有助于理解三个重要的变化：第一，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必然推动工资的加快上涨；第二，新一代劳动者的更高需求，使得劳资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第三，人口红利消失使得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的挑战也是痛苦的。那些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在劳资摩擦加剧的时期，不无痛苦地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了解决劳资争议和对立的制度框架。虽然这种选择是有成本的，却是别无他途。只有用劳动力市场制度来规制和协调劳资关系，才不会把劳资对立转化为企业和职工对政府的不满。
六、承认人口新趋势导致对就业的忽视
改革开放期间，我国处于二元经济发展与体制转变的双重过程之中。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三种失业类型的并存及消长：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的周期性失业、受劳动力市场功能摩擦性因素以及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的自然失业。而现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城市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了重新配置。因此，就业市场新特点是：隐蔽性失业显著减少，不再显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性质。
面对劳动力市场变化了的形势，积极的就业政策并没有完成历史使命，但是，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取向的确面临重大挑战。分析就业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各自的不同制度需求，有助于正确划分促进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方面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并对不同政府部门的分工提出有益的建议。即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着眼于应对周期性失业问题，劳动部门关注摩擦性失业问题，并与教育部门携手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为劳动者提供更充分的社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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