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九月,媒体和涉猎翻译文学的出版机构们脑子里就绷了一根弦──诺贝尔奖!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奖项,媒体和出版社对诺奖的关注无可厚非,只不过后者的关注往往连带着引进、翻译、出版的设想,以及热点、口碑、销量的期待。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到底在中国有多大的畅销潜质?相信没人能将之规律说清楚,更无法量化其中的性价比。
以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出版为例,如果说奈保尔、库切、莱辛起码早在其获奖前已不乏作品中译本问世,纵然之后的译作未必大热,总还细水长流地有一班铁杆文学爱好者支持着,那么凯尔泰斯、耶利内克、勒克莱齐奥们则更多是因为获奖才被国内出版界重视进而陆续推出作品,勒克莱齐奥的书还在出,但凯尔泰斯和耶利内克呢?而去年的诺奖得主赫塔·米勒,坊间响了好久引进出版其多部作品的雷声,雨却在其获奖一年后仍未铺天盖地落下来。2006年获奖的帕慕克是个例外,获奖的消息传来,他的《我的名字叫红》在中国卖得正欢,这既验证了出版社的眼力也推动了该书及接下来的一系列帕慕克作品的影响力,或许,还与帕慕克作品的土耳其文化情境、相对容易进入阅读的主题和叙事方式有关。英国剧作家品特是另一个例外。诺奖得主若是诗人或剧作家,最为考验出版社的出版诚意和推广实力,所以,品特获奖五年后才有《送菜升降机》等两卷本的中译戏剧集问世,好在经典的意义不怕晚。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预测是媒体和文学圈都爱干的事儿,但没人能说得那么坚定。悬念,从来也都是诺奖魅力之一。但愿中国的读者继续有福,坐看出版界蜂拥抬价、争抢新科诺奖得主版权,静候译本出炉。畅销与否,天知道。
说说本报这期推荐榜的书吧,社科学术书继续占据大半江山。哲学学者赵汀阳的《每个人的政治》延续其近年写作以学术根底为基础,以好读文笔为表象的特色;治史大家许倬云的《我者与他者》则用其惯常的世界视野反观中国历史,“我”与“他”之间的融合与分野。历史学者杨念群、朱维铮近年新作不断问世且大多口碑甚佳,《何处是“江南”》、《重读近代史》即代表了他们目前的学术水准与著述风格。此外,如雷颐的《历史:何以至此》、刘东的《用书铺成的路》、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等亦是最近可资一读的人文性浓厚的新书。
文学书方面,实力作家迟子建的长篇新作《白雪乌鸦》以独特的题材和作者驾轻就熟的地域、历史背景令人期待,英年早逝的诗人张枣在身后获得更为广泛的关注,《张枣的诗》的出版对他本人和他的读者都是个告慰。翻译作品里,昆德拉和库切这样级别的作家皆有新作前来,《相遇》和《夏日》,从体裁到写法全然不同,各有魅力。而在法语文学界好评如潮的新锐作家乔纳森·利特尔的《复仇女神》在其法语版出版时隔三年后即有中文版问世,厚达近八百页,让人望而生畏的篇幅不知可否带给读者过目难忘的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