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何以能“相传”

    中国人喜欢用“薪火相传”来比喻师生间借传授/学习，使得某种学问或技艺代代相传。这当然是个美好的愿望，但不见得一定能做到。君不见，世人常有“学术断档”或“青黄不接”之类的感叹。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任何“大师”都是独一无二，完全复制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某一专业领域的“学问”，又确实可以通过教学而得以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此，需要关注的，不是“薪火”能否“相传”，而是传什么，怎么传。

    聘请尽可能多的好教授、设置完善的学科体系、开设丰富多彩的课程、建立详尽的规章制度等，这些属于大学的人事部、教学部、研究部、研究生院管，不必我辈操心。我关心的是，体制之外的“教授”，以及学问之外的“心情”。而这，对于正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等中国著名大学来说，并非可有可无。

    目前中国的大学制度，对于退休教授很不公平。我在北大中文系的内部会议上多次提及，随着各种奖励制度的建立，在岗老师的收入越来越高，机会也越来越多；而这种“实惠”，没有推及已经退休的教授。对于退休教授来说，身体强壮且创造力旺盛的时候，国家实行低薪制，普遍积蓄无多；如今到站下班，即便精力充沛，也无法像日本教授那样，到私立大学去“发挥余热”。著名教授没问题，或闭门著述，或四处演讲，依旧风光八面。但这不是普遍现象。国内很多大学的退休教授，尤其是人文学者，真的是“未尽其才”。

    作为制度设计，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是大转型时代，只能“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新人有新人的苦恼，老人有老人的困惑，谁都不容易。作为一个小小的系主任，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某种变通的方式，对那些为中国教育及学术作出贡献的退休教授，表达尊崇与敬意。谁都知道，各著名大学中文系的学术名声，很大程度是上一代、甚至上几代人共同创造的，我们作为受惠者，应该有感恩之心。

    我在国外参加过好几次著名教授的退休典礼，很庄重，也很温馨，同事及师生都很投入，热泪盈眶。也想在北大中文系推广，但行不通。退休教授们生活在燕园，依旧参与院系的各种活动，一旦举行典礼，当事人有“出局”的感觉。另外，中国人比较含蓄，有深情但不太愿意当面表露。外国人不一样，到了那个场合，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而且说得很得体。你可以说这只是一种“礼仪”，不如增加退休金或赠送礼品“实惠”。其实，仪式感很重要，每年的毕业典礼，能让老学生们记忆一辈子。在适当的时候，采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后辈们对一个毕生从事教学研究、而今逐渐淡出舞台的学者的敬意，我认为是应该的。

    借祝寿之机，弟子出面组织，为先生出文集，办聚会，这当然很好。但作为教学研究单位，也有责任不失时机地表达我们的心意。而且，此类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先生，更是为了后学。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去年起，北大中文系尝试设立一专门向做出突出贡献的退休教授“致意”的讲座，听众以本科生为主。先后请本校的谢冕、蒋绍虞、孙钦善、陆俭明、孙玉石等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的周勋初教授，为大学生漫谈“学问与人生”，效果极佳。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对前辈学者的敬意，我向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提出经费申请，加上学校的配比基金，现在可以从容运作了。以乐黛云教授的这次讲座为起点，我们正式打出“鲁迅人文讲座”的旗号：每年邀请若干位大陆及台港澳的学者，到北大来走走，接受我们的致意与请教。

    在《“讲座”为何是“胡适”》中，我提及“在大学里设立高规格的学术讲座，既对讲者表示敬意，也给听众一番惊喜”，那是真心话。所谓“薪火相传”，传的不仅是“学问”，更是志向、人格、趣味与精神。在学期间，能听到大学者的精彩演说，甚至参与座谈，那是很幸运的事。对于在校生来说，在岗教师的课容易选修；至于本校或外校的退休教授，则有赖于此类讲座，方能一睹风采。林庚先生最后一次登台，师友们都称“惊艳绝伦”，我因事未能参加，后悔不迭。有些精彩的人与事，如惊鸿一瞥，你稍不留意，就再也没有机会见识了。

    “薪火”必须“相传”，传具体的专业知识，也传对于学问的执着与热情，以及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百年系庆之际，北大中文系设立两个高端讲座，分别以曾任教于此的鲁迅、胡适命名。前者是单一演讲，每年六七讲或八九讲，邀请对象是大陆及台港澳的退休教授；后者是系列讲座，每年一次，邀请的是国外著名学者。希望两个讲座比翼齐飞，体现我们的学术理想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