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诺贝尔奖当回事

    从赫塔·米勒《赤足的二月》读到这么几句话：“世界躺在一个朋友的死亡上。像时光一样逝去的东西不会变成生命。大地卧在脚下。我走在上面。时光会有皱褶。我会变老。”感觉十分熟悉，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读过很多遍。

    我试着将这几句话分行排列，才从诗歌形式中认出它来：

    世界躺在一个朋友的死亡上

    像时光一样逝去的东西不会变成生命

    大地卧在脚下。我走在上面

    时光会有皱褶。我会变老

    我终于知道了，我从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无数次读过这种修辞技巧和句式。我私下里把这些作品命名为翻译作品，不曾认真对待。当我从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里读到同样的诗句，我似乎有点为中国诗人不服气。成天哼哼唧唧涂画这种诗句的诗人，在中国少说也有十来万。这些文学青年在写了十来年之后，往往改行到非洲做石油生意去了，到俄罗斯搞内衣贸易去了，到浙江的鞋厂做皮鞋去了，到云南丽江开旅店去了，或者就在北京折腾着文化公司之类，谁也没把他们的作品当回事，谁也没把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诗人放在心上。

    可是人家赫塔·米勒修成了正果，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的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不能不把她当回事。何况她的得奖原因是她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

    赫塔·米勒从眼光到文笔，都让人联想到癔病患者。她的目光恍恍惚惚，摇曳不定，无法凝聚，就像卡夫卡的目光那样。可是卡夫卡的目光让人一看就同情，就觉得有责任疼他、保护他。而米勒的目光让人一看就有点恐惧，甚至有点厌恶。她的文思和文笔也是那种闪闪烁烁的样子，好像从来不敢正经说话，从来不敢正常说话。于是只好成天发嗲，一会儿模拟童话作家的笔法，写些奇思妙想、天真烂漫的意象，一会儿模拟癔病患者，写些神神鬼鬼、颠三倒四的句子。

    在小说《那时狐狸就是猎人》中，她说：“针的妈妈是手指上正在出血的地方。针的妈妈是世界上最老的针，所有的针都是它生的。它在世界上所有缝纫的手上为它生出的所有的针寻找可以让针扎的手指。咒骂可以让世界变小，世界的上方悬挂着一个针块和一个血块。咒骂可以让线团的妈妈带着乱作一团的线窥视世界。”——这是多么颠三倒四的绕口令，要是一个文学青年这样练习文字技巧，也许还能受到文学教师的表扬。可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老这么迷恋于蹩脚的绕口令，是不是有点什么毛病？难道非得把人的语言糟践为梦中妖怪的语言，才能表现一个作家的深度吗？

    欧洲人种是一个长于谋划和心机的种族。马戛尔尼来一趟中国，虽然没能跟乾隆爷要到土地，也没谈成生意，可是他偷偷绘制了中国各个口岸的地形图，日后来中国打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就是凭借这些图攻城略地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以传教作掩护，到中国沿海的炮台一一侦察，绘制了详细的防务图，然后卖给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还换得一份职位和薪金。这都是擅长世事、工于心计的典型。郭实腊的这位名叫米勒的女同胞，显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她成天处于梦幻之中，一辈子像个文学青年那样写些不着调的童话句子，或者像个巫婆那样咕哝着世人无法明白的古怪腔调。

    其实不只是她，自从一战以后，用文学写作的方式发疯发嗲的欧洲人一代比一代多，那些令人费解的梦呓让人觉得那些作者可能是另一个物种，他们不熟悉人类的日常生活，不知道怎样说人话。

    米勒是德国人，出生在罗马尼亚，由于她的父亲曾在希特勒的党卫军中服役，她一家在东欧社会遭遇着某种政治压力，不过她受教育的权利并未受到伤害。1987年她三十多岁移居德国，以为由此可以获得精神的解脱。可是移居到陌生社会以后，依然找不到自己的精神空间，她注定要孤独、痛苦一辈子。她的个人身世的确令人同情，可是这也不是她不说人话的理由，而应该是她把人话说得更好的理由。中国的张爱玲也经历过颇多磨难，可是她的作品始终是人话的一部分，她的眼神最多也就有点冷漠，不至于让整个生命意志都瘫倒在地上。

    诺贝尔奖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事物。它所表现的不仅是西方人的趣味和利益，而且包含着西方人的优越感和文化战略。有人说米勒所写的每一行字都是在回味罗马尼亚的苦难。实际上这正是她得奖的原因。苏联和东欧早就趴下了，西欧人大获全胜的喜悦感早就淡漠了。欧洲跟着美国当了半个世纪的跟班，如今美国在经济上和国际地位上困难重重，让欧洲跟着承受了许多苦果。往日穷困潦倒的亚洲、拉美正在呼啦啦崛起，更衬托出老大帝国的衰落。到哪里去寻找欧洲的优越感呢？用什么来维系欧洲的自信心呢？于是他们找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东欧作家米勒，她的作品既然全都是用西欧人的视角，控诉东欧国家的集权、专制、黑暗，那不是最能帮助欧洲正统社会体验到自己的伟大与高贵吗？

    在困难重重的金融危机中，欧洲人只好再一次消费东欧崩溃带来的胜利感，以此抵消某种微妙的失落感。赫塔·米勒获得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就因为她的作品适合了欧洲人此时此刻的此种需求。

    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几代文学青年患上了严重的鹦鹉病，天天泡在图书馆里，琢磨西方作品的结构、意象、语法、词语和语气，然后操起汉语跟着他们鹦鹉学舌。对于那些有幸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更是顶礼膜拜，日夜模仿他们的口型、腔调和音色。学来学去学了几十年，很多人不但不会用中国话写作，甚至不会用人话写作，以至于阅读他们的作品，总觉得是从外语翻译过来的，而且翻译者的汉语本来就没学通。这种现象在诗歌界尤其严重，今天的中国，诗歌读者还不如诗歌作者那么多。文学让读者倒胃口，读者就只好敬而远之。

    散文家刘亮程写到村子里人与驴的关系时说，驴有自己的事情和想法。咱们中国的写作者其实也应该有自己的事情和想法，不必跟着一个遥远的诺贝尔奖起哄，更不必天天期待它的册封。千万别把诺贝尔奖当回事，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是欧洲人的游戏，它跟诺大的东方世界关系不大。袁隆平以杂交水稻为人类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却没人给他颁布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之类，甘地号召印度人民不要用暴力方式、而是用和平方式反抗西方殖民者的奴役，他为几亿人民争取着独立与尊严，也无法获得和平奖。一个名叫戈尔巴乔夫的人把苏联搞垮了，欧洲人迅速把诺贝尔和平奖送到他手里。最好玩的是奥巴马，一登上美国总统的职位，什么也没做，就喜获诺贝尔和平奖。不知这是欧洲人对这位美国掌门人的期待、鼓励还是讽刺？

    由和平奖的极度复杂，不难推想文学奖也简单不了。我们最重要的既不是按照诺贝尔奖的需求写作，也不是搞清楚它究竟复杂在哪里。我们最重要的是意识到什么是自己的事情。只有意识到了什么是自己的事情，我们的内心才会踏实，才不至于天天嗷嗷嗒嗒跟着别人鹦鹉学舌。要是我们的文学创作都围着诺贝尔奖的指挥棒打转，“中国文学”恐怕迟早会从地球上消失？

    无论是为了欣赏还是为了模仿，不是非得以西方作家为标准，尤其不可把他们看做唯一标准。要说优秀作家，中国也不是没有，而且为数不少。诗人中的北岛、多多、黄翔、海子等等，小说家中的莫言、贾平凹、刘震云、余华、王安忆、韩少功、金庸等等，散文家中的刘亮程、史铁生、汪曾祺等等，都是很优秀的作家。他们每个人都很注意从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古今中外文学资源中汲取滋养，写的是自己的事情，表达的是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的美学特征也是从这片泥土中生长出来的。

    并不是得到诺贝尔奖的作家才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得有自己的趣味、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评判标准和评判权，我们得学会自己发现并认定伟大作品和伟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