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与电脑汉字输入法研究

　　惊悉一位遍撒大爱的忠厚长者钱伟长老人走了，但他那锲而不舍地推进汉字现代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气”汉字“落后论”

　　粉碎“四人帮”后，尽管钱老还戴着“右派”帽子，但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到科技活动之中。可是，1979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他应邀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一位外国专家竟然公开宣称：“只有拼音文字才能救中国，因为汉字无法进入电脑。”他当时虽然非常气愤，但苦于没有有力的证据驳斥，让他陷入深思。

　　到了1980年，他看到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第一期的一篇文章宣称：“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其后，有人还列举出汉字的“三多五难”：即“字数多、笔画多、读音多”，因而“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用”。半个世纪前那场废除汉字的狂潮，似乎风云再起。而这一次，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有扑面而来的信息时代推波助澜。钱伟长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决定破浪前行。

“气”崇洋媚“日码”

　　同是1980年，钱伟长率团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中文计算机会议。会议期间，还专门参观了美国IBM公司与王安公司的中文输入电脑。IBM的中文输入键盘，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很大的键盘上有1920个中文汉字，常用字放在一块板，次常用字放在第二个板上，一个字总是几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点一下字就出现了，叫三角码方法。接下来，王安公司把IBM的中文电脑键盘简化，但偏旁部首仍有100个，还是一块大的板。

　　看着美国公司的中文键盘，钱伟长忽然想起1972年访美时，该公司总经理专程陪同代表团历经华盛顿、纽约、波士顿三个城市。并在纽约总公司的招待会上公开说：“我真诚地愿意和中国合作发展计算机事业，对中国而言，我们无法保持什么真正的技术机密，公司的高级技术带头人共有500余人，中国人超过半数，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哪天中国要他们回家为祖国服务，我们是无法阻挡的。”受此启发，钱老认为，中国人完全可以解决汉字的现代化问题。

　　此次香港之行，该公司要钱伟长买他们的产品。钱老毫不客气地说：“科技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你们这个是落后的，那么大的键盘，我们受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两年后我再和你们见面。”当时，有人对钱老所说持怀疑态度，有人甚至竟轻蔑地说：“你们干这个太困难了，不如采用他们的大键盘中文计算机来的容易。”

　　面对“汉字落后论”甚嚣尘上，钱伟长认为计算机中文输入关系10亿人口的前途，中国必须掌握这一技术。于是，他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责任感，于1981年6月27日发起成立了“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并当选为理事长。他以身作则，一头埋进开发工作，还以其影响力，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于电脑汉字输入法问题的研究。

　　通过攻关，钱伟长发现汉字可以宏观识别，无须字字笔画明察，可以望文生义。于是他于1984年提出了宏观字形部件编码法即“钱氏汉字电脑输入法”，对在电脑中应用汉字输入法有开山之功。

    平时人们经常是近似地、模糊地捕捉字形部件特征来读音辨义。“钱码”以汉字的宏观字形部件编码，则把151种基本部件按形状相似、相近归类，定义在39个键位上。例如，把“其、耳、且、目、自、白、臼、贝、见、页”等部件编为一码，便于联想。“钱码”允许重码，其字频最高的字直接跳入文本，其他同码字按常用字频排列于下，可供选择。使得码长缩短，效率提高。一个汉字最多选3个字形部件完成编码，有39个最常用字一键为码。且“钱码”具有容错能力，很多汉字可以采用不同的分割方式，来适应各人理解上的差异，记忆量少，易学易用。

    “钱码”的词组输入方式也是早期开创性工作。钱老设计宏观码作出了部件定义，虽然没有进一步阐释，但为人们对部件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汉字编码的困难根本在于“部件的处理”。表形码之所以首先抓个部件定义的牛鼻子，正是因为陈爱文先生探索和总结了编码设计的历史经验，看出了汉字编码设计发展的症结。对钱老的部件定义作出了具体的、明确的阐释后才得到了部件清单。部件清单使表形码获得突破，使编码方案的基本材料从主观“优选”的“围墙”里摆脱出来，并开始了对汉字字形规律的探究。

    1986年，在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在34种方案中，“钱码”被评为A类方案。同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编码比赛中，钱码因单人输入速度第一获得了甲等奖，还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昔日藐视中国人创造力的IBM公司那个人，不得不刮目相看，IBM的中文电脑决定舍弃“日码”，转而采用“钱码”了。

“气”学界妄自菲薄

　　1988年秋，台湾老作家胡秋原首访大陆时，钱老于9月15日接见了他。他们均认为“汉字是继承中国文化命脉的载体”，反对将汉字拉丁化。但鉴于简体字已经在大陆广泛使用，他们赞同“识繁用简”的主张。即可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在两岸实行“一国两字”，台湾用繁体字，大陆用简体字，两岸都要教学生认识繁体字。在互相交流中，逐步做到繁中有简，简中有繁。

　　今年端午节，笔者与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会长李敏生教授一起，参加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张罗的胡秋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时，专门问及钱老，李教授说，钱老曾在《汉字文化》发表的文章中，在为《昭雪汉字百年冤案》（李敏生 李涛著）所作的序言中，曾多次指出：“是因为我受了气。”所以，在“钱码”开发成功后，钱老又致力于让“汉字文化”插上翅膀，在神州大地飞翔起来。

　　正是在钱老与胡先生的大力推动下，1991年8月29日至30日“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海峡两岸语言文字工作者举行的第一次关于汉字学术问题的交流会。29日上午交流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幕式，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老,两岸文字统合台北学界考察团团长周志文教授等在会上讲了话。胡秋原请台北考察团总干事李寿林教授代其向大会致词。而台湾学人赠给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的纪念牌上写着：“同文同德,同语同心。”

    1993年10月27日至29日，钱老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首届汉字文化周学术研讨会”，并任汉字文化周组委会主席。他在开幕式上开宗明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汉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无论是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播，还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化，都曾经产生并且还在不断产生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北京《统一论坛》1994年01期 ）

　　面对有人说什么“汉字在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钱老以雄辩的事实向世人宣示：“汉字在计算机上输入的速度,每分钟已达六百至六百五十个字,这是拼音文字无法企及的。”他进一步指出：“阿拉伯数字全世界念得都不一样，但写出来是一样的，你写出来大家都认得的。我们的文字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国际文字。”钱老的观点，得到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正是包括钱老在内的有识之士的推动，由中华文化联谊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台湾文化总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两岸汉字艺术节”，将于今年9月至10月在北京举行，并于2011年春节前夕移师台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举办相关活动。

　　可是，钱老的关于“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观点，曾几何时，竟成为“反伪科学斗争”的学术争论的靶子之一。实在令人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