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旧城

    弃旧图新，已成城市改造的通行模式，由省会城市，到县城。且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往往迫不及待地率先迁往新城或新区——当然会用了冠冕堂皇的名义。与政府机关相“辉映”的，自然是大小公司，高档住宅区，别墅，与之配套的商业区，娱乐设施，由此完成了贫富的空间分割。这种分割与任何意义上的“进步”无关。那些居高临下的政府机关，戒备森严的“高尚社区”，直观地诠释了政府与民众、以及贫富间的紧张关系。梁思诚曾有保留北京老城、就近另建新城的设想，未被采纳。但眼下轰轰烈烈的新城、新区兴建，就我见闻所及，决不像是为了保存旧城，更像是逃离。当然“逃离”未见得“放弃”，但其造成的区隔，影响于城市的人文面貌、生态，将是长期的。我想，那位大建筑学家泉下有知，对于眼下的新城、新区热，会不胜感慨的吧。

    中原某省会城市的新区早已被作为了标本。在干旱缺水的中原设计“水城”，已不免荒唐；更在无水（无自然水源）的人工河上修建大桥，所满足的只能是某些人“生活在别处”（如威尼斯）的想象。在那新区看到了一所贵族中学。我不知晓那中学的学生能否有“现实感”，他们会如何感受自己生活的世界？对于无缘享用新城的市民，东区更像是旅游景点，而非同一城市的一个区。而我所见西北一座人口不多的省会城市的新区，拥有诸多大小广场与六车道、八车道的宽阔公路，更像是该城的“高尚社区”。

    城市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分割，不但实现在居住条件上，而且实现在居住环境、交通状况、对文化设施文化资源的占有以至空气质量上，使城市充斥了关于“等级”的明示与暗示，无疑将差别以夸张的形式放大了。这种新城或新区，令你想到的是“剥离”，剥离贫穷破败，将这些留给没有条件搬离者。较之此前一窝蜂地兴建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城”，新城、新区的成本无疑更高，“国土资源”的成本外，更有扩大贫富心理落差的无形成本。“仇富”的确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却非“心理疏导”或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宣教小册子所能消除。

    发达国家的内城（城市中心区）、外城（郊区），多少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的旧城、新城则由政府主导，有计划地快速造成。较之商人、企业家，政府官员更醉心于“大手笔”（大投入，大项目，大工程），有一掷千金的气概，可惜所掷的并非私产，而是公共财政。所以取上述做法，自然也因旧城改造之难。 城市规划设计部门对新城、富人居住区的偏爱，也为了避开已成之局，避开城市改造的难题。因此推土机成为了城市改造的形象代言者。批评“形象工程”者，往往略过了这种规模巨大的形象工程。以一个城市展示“政绩”，堪称“豪奢”，是“传统社会”的父母官不敢想象的。

    曾有过来自高层的对于“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的批评。原有城市边缘的无限度扩张固然有弊，在原有的大饼外另摊一张何尝就是解决之道！摊大饼、再摊一张大饼的过程，1980年代以来不断提速，以侵占（不止于“蚕食”）农田为代价。在一轮建新城的“热潮”中，“国土资源”的大规模流失不可阻挡。农民则在承包的农田中盖新房，将旧房弃在日益空壳化的老村中——与“城市发展”同一模式。如此下去，守住18亿亩的生命线，只能是一句空话。

    何为“宜居城市”？应当是公共设施满足尽可能广泛的居民的需求，有利于该城居民的精神健康，为居民间的交流、交往最大限度地提供可能，有利于该城人的共生、融合的城市。“缺少基本的平等是一种持续的力量，它足以抵消任何可能使社会变得和谐、使城市变得人性化的努力。”（《小小地球上的城市》一，页8）老北京虽然有“东城贵，西城富，北城贫，南城贱”的说法，却不同于老上海的有“上只角”、“下只角”，胡同仍然是各色人等共同的居住空间。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城市”值得珍视的一份“遗产”。在眼下社会分化（分层）加剧的情况下，公共投入只能有利于共享，弥缝社会机体上的裂隙。公共设施决不应扩大层级，而应努力拉近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这也属于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基本原则。城市建设，与环境影响的评估并重的，应当是社会效应的预测。这里有人文学科专业知识运用的空间。

    对于雅各布斯所激烈批评的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与勒·柯布西耶的“辐射之城”，我不能置一词。但我知道那种城市规划设计思想，已在中国被广泛采用，而雅各布斯的思路，却难以被理解且更惮于落实——见效慢之外，还因太不容易“出彩”。她的那种由居民日常生活经验角度的观察与判断，是规划设计部门所不屑一顾的。“辐射式的花园城市”，是近十几年这一轮城市改造中常见的模式。在所有那些“新城”中，这种模式更清晰可见。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管你是否喜欢，北京、上海都是中国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城市。其实除某些偏远地区的小城镇之外，中国的大中城市几乎无不高密度，且密度仍然在增高。无论城市官员与开发商有何种个人口味，他们都不能不将此作为规划设计的基本依据，即为密集生存的众生创造尽可能适宜的生存环境，而非在这样的地面上建造天上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