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费希特论学者使命的演讲

    费希特曾连续做过五场关于“学者使命”的演讲，我们在梁志学选编的《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中读到这些演讲的文稿，恍惚中两百多年、两大洲的时空距离，顿时消失了。费希特来到耶拿大学，那是1794年5到6月间的某个晚上，讲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人，费希特仔细擦着讲台上的两盏灯，沉默了足足有十分钟，然后开讲：此前人们一直生活在黑暗中，从创世纪到柏拉图，从柏拉图到康德，现在……台下出现一阵嘘声，人们咳嗽、顿足，场面有些混乱。费希特停下来，再次擦那两盏灯，直到噪音消失，然后平静而坚定地说：我一直以为我在面对人演讲，难道我错了？人用清晰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意愿，动物则不同，他们顿足、咆哮，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做出狂乱的举动。台下平静了，鸦雀无声，然后，他继续说，人，一直生活在黑暗中，还将生活在黑暗中……

    费希特论证学者使命的哲学方式，从一开始就让人震撼。真正的学者是那些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使命、接受时代教养训练有素的、为真理与道义负责的人。要明白学者的使命，必须明白作为社会的人的使命，因为学者首先是社会的人；要明白社会的人的使命，首先应该明确自在的人的使命。那个被设想的、绝对的理性存在者的人，是全部思考的前提。什么是人的使命？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本身就是目的。自在的人最终和最高的使命是自我，使一切无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实现“绝对自相统一，始终自相同一，完全自相一致”。人的使命是无限的，因为人的使命是实现最终的完善，而最终的完善又是无限的。人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个绝对自由的目标，却必须永远努力，无限接近那个目标。这是哲学家讨论问题的方式，在思想上慎终追远。所有问题的起点都是“人论”，没有“人”的前提，关于人、关于人的世界与历史、关于生存的意义与方式的思考，都是没有根据的。

    思想的出身必须高远，这样才能高贵，有尊严。人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从人的使命的高度讨论学者的使命，一开始就让人感觉肃穆崇敬甚至神圣。学者有了人的出身，自然也就获得了人的尊严与使命感，并因此而智慧、高贵、勇敢。学者的使命来自人的使命，人的使命来自成为自我的使命。那个绝对自我是最有尊严、丝毫不可冒犯的。人们批判费希特绝对自我的唯心主义色彩，可是他的唯心主义给人自由和尊严，赋予思想强力。费希特在《知识学第一导论》中说：“人们将选择哪一种哲学，这就要看他是哪一种人，因为哲学体系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放下或拿起的一种死板工具，而是由掌握这种体系的人的灵魂赋予生命的。一个天性软弱的人，或者一个被精神奴役、玄学侈谈与虚荣自负弄得意志衰退和性格扭曲的人，将永远达不到唯心论的高度。”（《自由的体系》第200页）

    费希特分三段推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社会的人的使命、学者的使命。第二段是学者作为社会的人的使命。费希特假定社会是“理性存在者的相互关系”。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自由，自由规定着“理性存在者的相互关系”。人可以驾驭物体，使它为自己服务；但决不可以驾驭人，将人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因为人与人是同等的理性存在者。

    社会的人的本质是实现自由。理性存在者必须通过理性存在者认同自身。奴役他人的人自身也是奴隶，因为他也有一个奴隶的灵魂。自由实现的境界是完善。最终最高的完善是无限的，人的努力也是无限的，这就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使命。“被精神奴役、玄学侈谈与虚荣自负弄得意志衰退和性格扭曲的人”，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使命，更不必说为此激动了。费希特是自觉到学者使命的人，自由社会的美好愿景让他激动。在伟大的共同体中，生命永不止息的努力，个体之间相互自由给予、相互自由获取，整个社会以自由为总发条，创造美妙的和谐。没有比这更崇高的思想了。人类社会各阶层都应该为此努力。这里有必要提醒人们：费希特所说的社会，绝对不同于国家。社会是理性存在者为达到最终最高的完善相互之间构建的自由关系，而国家，则是一种暴力工具，是人们向最终完善努力的历史过程中被迫选择的手段，“国家生活不属于人的绝对目的……是纯粹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任何一个政府的目的都是使政府成为多余的。”（《自由的体系》第111页）这一点似乎很重要，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尽管是常识，我们还是经常混淆不清，把为社会服务当作为国家服务，把国家当目的，为社会服务成为为国家服务的手段。仔细想想这其中的道理吧！

    学者作为自在的人的使命是自我，作为社会的人的使命是自由。那么什么是作为学者的人的使命呢？学者的使命首先是知识，继承知识与传授知识，这是一个体面高尚的职业。学者必须了解人的冲动和需求，全面把握人的本质，这是第一类知识；了解了人类的天资与需求，还必须提供发展和满足这种天资和需求的科学，否则便是对人不负责任。关于人的本性的知识是根据纯粹理性提出的，因而是哲学的；关于人如何发展或实现人的天资与需求的知识，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是历史哲学的。还有第三类知识，那就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判断，这是纯粹历史的。掌握了这三种知识并献身于此的人，就是所谓的学者。

    真正的学者是知识上深刻博大、道德上纯洁勇敢的人。他们自觉到作为自在的人与社会的人的神圣使命，并明智勇敢地担当。费希特在历史和个体生存的意义维度上思考学者的使命。启蒙哲学家赋予世俗历史以神圣的道义，同时在世俗历史框架内建构个体生存的意义。费希特讨论学者的使命，也是这个思路。历史体现为至善实现的过程，人的自觉是在这一过程中有所担当。

    费希特关于学者的使命的论述，寄托着启蒙哲人的宏大理想。首先是学者使命的自觉。一位富于使命感、从自己从事的事业中获得高尚感和自尊的人，自然会自觉自律。目前中国学界反思学者的堕落，并试图从学术体制上寻找原因。我以为学者的品行是内在决定，而不是外在规范的：“只有在狭隘的意义上和从低级的观点看，这种认为人是通过规矩造成的、并且会按照规矩塑造自己的看法才是真实的；相反地，从我们想在这里采取的绝对真理的最高观点来看，在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里应当表现出来的东西必定存在于人的本质之中，并且必定构成人的本质、存在和生命本身；而在人的内部存在的东西必然也在人的外部表露出来，体现于人的一切思想、意愿和行动之中，变成他不可更改的品德。”（《自由的体系》第287页）

    精神自觉的唯一方式是思想与发表思想的自由。孟德斯鸠说过，生活在专制恐惧中的人，没有道德可言。虚伪的学术环境，一方面默许学术是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下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设置种种禁忌与陷阱。制度本身就没有认可学者思想的权利，却又同时伪善地要求学者思想，于是，学者就开始伪装思想。奴役侵蚀学者的灵魂，也塑造了相关的体制。懦弱、虚伪、贪婪、纵欲、麻木、无耻，所有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是生活在威逼利诱的邪恶历史中的结果。我们还能要求他们或我们什么？威逼使人懦弱虚伪，利诱使人贪婪狡诈。学者的堕落是可耻的，但关键不是不负责任地指责学者的堕落，而是分析学者堕落的社会与思想原因。真正的问题是思想的奴役，谁能期望奴隶的灵魂可能产生道德？

    重读费希特的激情文字，可以引导我们反思中国学术的现状。学者品德的堕落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并非体制可以克服，甚至规范学术道德的体制本身，也是败坏学术道德的。拯救中国学术的根本办法是精神的自觉。如果学者具有学者的自由与尊严、高贵的使命感，所有的学术管理与考核制度都是多余的；如果学者自身堕落，什么样的管理体制，都会陷入防不胜防的困境。如果学术管理体制真正尊重学术本身并理解学术的意义与规律，那就应该停止那些漠视学术与学者尊严的管理条例。学术是创造性的自由的精神活动，奴役是不能产生自由与创造的。拯救学术堕落，彻底的方式是学者使命的自觉与制度对学术自由与尊严的充分承认。目前高校曾出不穷的所谓学术规范管理条例，不是学术品德的标志，而是学术堕落的标志。

    费希特的激情来自心灵的自由。重读费希特的演讲，让我同时感到震撼与屈辱。震撼来自那种启蒙的激情，而屈辱，则因为自身的麻木与堕落。你可以想象当年讲演的现场，青年学生被一种巨大崇高的激情鼓动着，经历自由思想的洗礼。费希特1894年5月到耶拿大学，这五场讲座在他到校不久，5月23日到6月27日举行。讲堂内外挤满了人，有一次不得不临时更换一个更大的讲堂。那天正下着大雨，五百多听众跟着费希特，步行到另一个讲堂，浩浩荡荡，见过那种景象的人，终生难忘。

    思想可以是令人激动的，启蒙学者是那些站在高处的人，他们看到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天赋的人们，像牲畜那样匍匐在尘埃中。“学者”堕落最深远的原因，在于内心缺乏那种自由的神圣和崇高，从未认真对待自己作为学者的使命。，或许已经难以感觉到自己的尊严与力量了。清醒中想一想，似乎两百多年、两大洲的时空距离，永远难以逾越。幸运的是，我们也许还能够通过文字回到那个时代那所大学，坐在费希特的台下；不幸的是，即使费希特复生在我们的讲堂里，他那高亢的演说，我们似乎已经难以理解、甚至不可容忍那种理想与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