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向世界打开了大门

    8月9日至13日，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世界美学大会是国际美学界规模最大、学术水准最高的会议，每3年举办一届，被称为世界美学学术转向的“风向标”。本届美学大会的主题是“美学的多样性”，400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美学家与600多位国内学者汇聚一堂，参会人数为历届之最。大会一共五天。一直到第五天，各分会、专题会议和分组会议的26个会场依然坐满了人，有的会场两侧也站满了人，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各国学者讨论的题目涉及美学基本理论、西方古典美学和当代美学、东方美学、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舞蹈美学、音乐美学、戏剧美学、建筑美学、环境美学、生活美学等，其中既有哲学层面的理论观照，也有面向社会生活的现实关怀；既有对于民族艺术的充分展示，更有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多角度的理论审视。我们在此扼要选录一些学者的观点。

美学与哲学

    作为一门学科，美学属于哲学；作为一种思考方式，美学与哲学密不可分。来自日本的两位美学家特别强调了在当今文化环境下，美学与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佐佐木健一教授指出，当今世界更加需要哲学，因为变动剧烈的、日趋复杂的生活让人们把握不住生活的未来方向，这是哲学家与其他社会公众共有的处境，也可以说是全人类都不能摆脱的处境。吉岗洋教授进一步指出，当代社会的信息化的生活方式让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更加突出，以至于出现了人与人的隔膜，而积极的理论思考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作为日本哲学家，他认为西方文化最重要的财富并非科学和市场经济，而是反思性的思考传统，并可以与东方的智慧相映成趣。

    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认为，西方当代的后现代美学，反映了一个多元多向、失序不宁的生活世界，体现了现代生活的权宜性、危机性及浑沦性。但美学研究似乎仍有一个潜存的愿望，即在现象的表露中，诉求整体的秩序以及太和的安详。以面对与解决这类问题为诉求，成教授提出了所谓“问题美学”（“problem aesthetics”）。他认为，应当从本体的层面理解中国美学。他立足于周易的哲学观念，从五个本体存在的层次与向面提出中国美学的特点： 宇宙、心灵、道德、礼乐和艺术，认为在其中蕴涵了中国古人重视的涵容、沉潜、刚健、高明、和乐、自由之美。与西方的知识化的美学相比，中国美学更注重一个生生不已开创新境的美善诸多价值的实现过程：多彩多姿的理、思、文、赋、诗、画、歌、舞等，目的都在明己感人，率道继善，成德成己、成人成物。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牛宏宝教授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指出时间经验与中国审美方式之间的深层关联。他指出，时间意识、时间知觉是塑造个体和民族的世界观的底层观念之一。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节日、纪年、季节、滴漏、钟声等来测量、标明这种构建生命意识的“本原时间”。人们通过记忆和（个人的和民族的）叙事把个人生活整合在一个整体中，并以此消弭对于时间流逝的恐惧，表达对于永恒生命的追求。中国时间模式是季节化的、有韵律的、周流往复的，“道”就在时间之中呈现，而非在时间之外的某种“永恒”。这体现了中西美学、哲学观念的深层区别。

自然美、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

    本届世界美学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自然美、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自20世纪70年代起，当代环境美学在西方兴起，成为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其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生活实践中的迫切需要，例如人们对于现代工业文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意识，对环境进行适当的美学评估的要求等等；另一方面也是美学学科内部发展的需要，例如人们对于突破传统的、以艺术欣赏为核心的美学的局限性的需要。环境美学的课题给西方的主流美学框架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也为东西方思想的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美学至今已经发展了四十余年。对于现代环境美学与传统美学中自然美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对于环境美学发展所经过的生态美学等不同阶段的成果，中西方美学家都进行了自觉的总结。美国学者阿诺德·柏林特（Anold Berleant）的《环境的语言》在中西方学者就环境美学展开对话的背景下展开。他指出，当代中国学者在探讨环境美学的问题上已经提出了很多洞见，但是，人们在环境美学的一些关键概念上如何理解、如何相互联系方面，出现了一些差异。他阐释了“环境”、“美学”、“生态”、“经验”这几个核心概念在西方环境美学中的主要含义，试图对于理解作为生态美学的环境美学提出一个共同的基础，而对于环境美学是否能够成为无所不包的日常生活美学及其学科限度，学者们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人化自然”曾经是在中国美学当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人在生产劳动的过程当中改造自然、改造自身，并对这种改造的结果产生一种欣喜之感。他们认为，这就是“自然美”的根源。时至今日，人们终于痛心地发现，原来人类的无限制地“改造”活动产生的并不一定是美。中国的美学界开始反思以往崇尚“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等思路的弊端，“人化自然”的说法在本次大会上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曾繁仁教授认为，并不存在一种跟人的精神世界没有关系的“自然美”。自然之所以是“美”的，并不是因为它符合人的某种知识或者特定的需要，而是人在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当中体验到的家园之美，人性之美。他指出，自然之美不是“人化自然”之美，也不是生态论的“自然全美”，而是生态存在论的“诗意地栖居”之美，也就是海德格尔提出的“天地神人之游戏”的“在家之感”。基于这一立场，曾教授还梳理了周易哲学中的元亨利贞、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等思想观念对于理解自然美的重要价值。

    柏林特的大会发言《环境的审美政治学》既是一篇标志转向的论文，也可以视为当代美学家对于城市与建筑、社会政治、经济要求等一系列综合问题做出的回应。他以一种知觉的建构论为基础，论证了我们对于环境中的自然物、人工物品的感知都不是单纯的感觉经验，而是被社会政治文化所缠绕的综合体验，审美经验不能摆脱与社会、政治等因素的纠葛。例如，环境污染不仅仅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还包括诸如都市社会中林立的广告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侵扰。因此，环境美学不应该局限于对作为纯粹审美对象的自然的欣赏模式的探讨，而更是对社会、道德、政治的广泛“介入”（engagement）。

    “人居环境”的提出是对环境美学讨论的重要提升。在大会第一天的全体会议上，清华大学的吴良镛院士做了题为《人居环境的最高艺术境界》的发言，对中国古代人居环境史进行了审美文化的阐释。吴良镛教授指出，美好的人居环境是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美的欣赏和艺术创造，具有道德教化的重要功能。他指出，人居环境是“时间-空间-人间”之交织，综合了自然、社会经济、历史、艺术等要素。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中，书法、文学、雕塑、绘画等不同门类艺术在人居环境当中的深度综合也彰显了中国人的生活与艺术的紧密联系。所以，提出人居环境的概念，就不再简单地要求对环境的审美价值进行量化和估算，而是涉及对人居环境的时间、空间结构的审美内涵的阐释，他将人居环境的最高价值归结于艺术境界。吴良镛指出，当今的人居环境科学要追求与艺术创造相结合，走向“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这是一场酝酿中的科学革命，是当代人在建筑与相关学科方面的觉醒。吴良镛特别强调了“建筑学人的美学修养”。他指出，建筑学人应有俯仰一切的胸怀，“纳须弥以芥子”，要从古代画卷和现存的历史名城遗迹之中体会、汲取丰富的美学营养与创作灵感，借助实例、文献提高人文修养，同时借鉴西方当今的文明成就，从而成就代表时代的巨幅画卷。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生活美学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概念，他指出，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正在逐渐消泯日常生活与艺术作品之间的界限，所以美学家的目光应该从艺术馆拓展到更大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个话题在本世纪初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并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本届世界美学大会上，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讨论了这一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国华教授认为，西方学者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口号更多地是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在现实中的反映。中产阶层利用强大的话语权引领文化消费的时尚潮流，让原本不被社会接受的“艺术品”变身为品味的、身份的象征，也同时让自己的“文化资本”变现为经济资本。在这个过程里，文化的精神内容本身已经不被关注了，昔日作为全社会精神食粮的文艺作品退守到狭小的人群当中，而把广大的领地让给不断地制造“符号”的大众传媒。这个意义上的“艺术终结”并不是文艺作品的消失，而恰恰表现为一种浅薄的繁荣。

    首都师范大学的王德胜教授说，朱光潜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人生的艺术化”指向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而本世纪初引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则更强调日常状态里的“感性的”方面。《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对此学术倾向的解释是：中年以上的国人对那个以宏大的话语理念来压制“感性”的正常需求的历史时代仍然记忆犹新，所以，维护感性的“合法性”就带有某种思想解放的意义。这种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就不仅仅是西方式的中产阶层的趣味表达，而且带有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演变的独特印记。

    不过，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巨大变迁，物欲的声色刺激也在迅速膨胀。如何避免“过犹不及”的势头，维护一个适度愉悦的生活之美，不仅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成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悦笛副研究员试图从中国先秦经典当中寻找思想资源。他认为，儒家美学可以被定位为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其主旨是通过生活化的“礼”、“乐”让日常的情感得到节制、陶冶和升华，达到“情深而文明”、“忧乐圆融”的生活状态。所以，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国外学者的讨论从另外的角度涉及日常生活之美的问题。国际美学协会现任主席穆尔（Jos de Mul）教授做了关于“嬉戏”(ludification)的发言。他指出，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到20世纪前半叶的各种先锋艺术运动都有一个传统——反对“为艺术的艺术”的意识形态，把自己放在了谋求社会和政治解放的服务之中。然而，二战以后，随着艺术中心从巴黎到纽约的转移，西方世界的新先锋派和后先锋派——新表现主义、极简派艺术、概念艺术失去了革命精神，而且迅速变成了为了全球化的艺术市场提供时尚商品的制造者。这可能也跟真正的游戏精神的失落有关。自“游戏”被席勒在美学领域提出至今，游戏与人生的关系一直是我们思考审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重要凭藉，也是一个跨文化、跨时代的人类生活现象。赫伊津哈在《人，游戏者》（1938）中说，游戏在其独有的空间和时间中进行，而且服从于自己领域里的特定规则。这些活动首先不是功能性的和功利性的，它们的目的在它们自身，游戏因此能够强烈地吸引住游戏者，而人一旦全身心的投入游戏，就会变得更加认真，而且是一种宗教式的严肃认真。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游戏精神”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面。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所谓“审美”当中，能否像小孩子做游戏那样地专注与热诚？

从文化交流、哲学比较的视野看待中国艺术的特质

　　在本次世界美学大会中设置了“中国艺术分场”集中对中国艺术相关的问题予以讨论与交流，有三十四位国内的学者发表与相关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叶朗教授指出，受中国美学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都十分重视精神的层面，重视心灵的作用。宗白华讲中国艺术，强调中国艺术是一个虚灵世界，是一个“永恒的灵的空间”，强调中国艺术是“世界最心灵化的艺术，而同时又是自然的本身”；他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中国的工艺器物、艺术作品的虚灵化的一面，并且与《易》象相联系，更多地体验“器”的非物质化的一面，与“道”可以契合的一面。中国艺术家追求“意境”，“意境”就是艺术作品显示一种形而上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所以宗白华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说过，中国艺术常常有一种“哲学的美”，中国艺术常常包含一种形而上的意味。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李砚祖教授从东西方哲学观念的层面分析了“物”的概念：艺术活动中面对的“物”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承载着“存在”的意义，中国道家的虚实相生的哲学观则能更为精当地体现出这种思想。南京艺术学院的刘承华教授也在简要梳理中西艺术史的发展线索之后指出，中西艺术虽然都能够展示“形象”，但是形象的意味是不同的。在西方艺术当中，形象指向的是现实当中的实体，而中国艺术则由“实”导入“虚”，把形象作为一个引子，通过有限的形象引出无限的意蕴、境界。所以，中国的书画不仅不像西方绘画那样突出实体化的块面，反而要让形式的因素尽量地“退隐”，最终呈现为模糊的、多义的线条。这种差别背后是认识论与生存论的不同，是西方人关注外在物体的探究的眼光与中国人关注生存体验的玩味、享受的态度的区别。刘教授认为，中国传统艺术体现了中国人关怀生命、守护精神家园的人文理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建平研究员做了《从获得性语汇的差别看中西绘画的不同根源》的精彩演讲。他指出，任何画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不是凭空创作的，而是根据他在必经的基本训练中具有的“获得性语汇”进行创造。对西方人而言，早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时代，世界就被归结为各种各样的标准的几何图形，而不规则的世界的形状只是这些图形的偶然的外在表现，所以，学习实用几何学，掌握所谓的度、比例和秩序，可以说是西方绘画的基本训练。他又用中国论绘画的《芥子园画谱》来说明，中国画家的基本训练方式是临摹，但并非通过临摹获得线条间的数学关系，而是通过临摹形成“动觉—视觉—情感—领悟”的总体性感受。因为中国画家不试图将世界对象化，世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制造者，不是构造者，而是对世界感觉的书写者。他们的作品要体现的，与其说是他们精心打造的对象，不如说是他们生存状态所留下的印迹。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朱青生教授在“艺术”概念的层面上指出中西美学观念的不同。在西方艺术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艺术品回归到其产生的社会历史之中的艺术史研究。这是西方古典艺术的内在特性使然：在西方传统的艺术观念里，“艺术”首先具有再现、模仿现实事物的功能；中国古代的艺术传统则不然，“主动的艺术概念”形成于汉末至东晋，书法的自觉与独立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和典型代表。这种艺术创作指向的并不是一个既成的、有待再现的对象，而是由艺术活动展露出的人的生存境遇、精神境界，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

    与此呼应，中央美术学院的潘公凯教授指出，西方人对于中国艺术其实是很关注的，在西方著名大学里都有亚洲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专业。然而，中国艺术并没有因为这种关注而显露出真正的光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艺术最精粹的部分没有得到理论的阐释。整个20世纪，中国学界所使用的语言系统是以西方学术语言为主导的，但用西方的概念、理论、观察角度来解说中国的艺术，总是在一定程度、一定层次上就说不清楚了。所以，中国学者负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建构中国当代艺术学的概念体系，用当代人容易接受的语言来解释中国艺术传统当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地方。

中国当代艺术现象

　　国际美学协会现任主席卡特教授指出，中国的当代艺术现象纷繁复杂，包括了主旋律艺术、注重技法训练的学院艺术、迎合市民的趣味与国际市场的商业化的艺术、以社会变革为导向的艺术以及个人独自探索的实验艺术等等。这些艺术现象虽然纷纭复杂，但都脱离不了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城市化与全球化所引发的巨变。澳大利亚美学家Thomas J. Berghuis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曾经参与到思想解放的文化-历史运动当中，但到1990年代末，中国的当代艺术的“前卫”概念所标榜的反传统、反文化变成了一种刻意的符号，甚至越来越难以摆脱商业炒作的嫌疑。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彭锋副教授指出，“创新”对于中国艺术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评价尺度，这种情形与埃及人的艺术表现有共同点。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过：“没有人想要不同，最受人们欢迎的是与过去一样的好。”中国的艺术工作者往往到了中年以后，自我的风格才会逐渐的明显，而中国艺术真正追求的是面向自然的返璞归真，是人与环境的平衡。

　　美学研究的重要指向是美育，而美育的主要载体和途径就是艺术教育，所以艺术教育也正是美学理论的实践力行。浙江大学的陈振濂教授探析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线索，并提出“专业艺术教育”与“公共艺术教育”两者的区分。他指出，当前的艺术教育并不是继承私塾六艺传统，而是中国近代教育的结果，即自光绪末年（1904）废科举兴学堂开始，创建了西方式的学堂、教材，突出地以“技术”而不是以审美为中心。这就造成了“专业技术思维笼罩下的艺术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由此，陈教授指出，公共艺术教育应当是一种提高全民素质与人文素养、作为美育的艺术教育。综合性大学的艺术教育不是为了培养表演者、艺术家，而是培养一流的观众和听众，培养具有对经典解读与一定审美能力的鉴赏者。

结　语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叶朗教授在本届美学大会闭幕式上说，这届世界美学大会在中国举办，使得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有了更多的、更广泛的了解。有的外国学者过去只知道孔子、老子，这次大会使他们知道了中国现代美学学者朱光潜、宗白华等。有的外国学者说，参加大会还使他们知道中国有这么多人在研究美学，其中很多人对西方哲学和美学这么熟悉，非常吃惊。所以这次大会是一个新的开端，今后世界各国会有更多的学者关注中国的文化，研究中国的美学。现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卡特说，“我对这次会议评价非常积极。会议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会议各项工作的组织和安排都非常合理、有序。这次会议表明中国美学已向世界打开了它的大门，为中国美学界和其他国家美学界交流和分享学术成果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大会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黎萌、刘笑非、查律、张颖、杨芬、张卉、许迪、陈凌霄、高启斌、任小溪、安静等人为本综述提供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