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尊重历史的真实

    人入了老境，往往好回首往事。于是，不少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或是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人们，便纷纷发表文章或撰写回忆录、个人传记，将过去那段历史公之于众。这，是件好事。从小的方面讲，它完整了个人或家庭的历史，能够使人对之有全面、客观的了解；从大的方面看，这些文章、书籍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丰富和填补了我国各个门类历史发展的宝库，对于子孙后代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于后人对历史的探寻、研究与借鉴，都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一篇好的钩沉历史的文章，一册内容翔实丰满的回忆录或传记，有时就是一本营养丰富、打动人心的教科书。人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段真实的历史，往往还能汲取到许多历史以外的东西。这样的例子在中外历史中并不少见。它们是可以流芳后世的珍贵史料。

    然而，也有另一种情况，笔者就遇到不止一次。最近，我读到了老诗人吕剑先生的文章《〈诗刊〉创刊前后》，心中有一些想法。吕剑先生曾在该刊1957年1月创刊时，任《诗刊》编委、编辑部主任，并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这篇文章安排在“口述历史”的专栏下，吕剑先生以访谈的形式，回忆了《诗刊》创刊前后的一些情况。但是，在两千五百字左右的不长的文章中，却出现了几点不符合历史事实、甚而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情况。举例如下：

    一、吕先生文中说：“八个编委，（笔者注：《诗刊》初期的编委为田间、艾青、吕剑、沙鸥、袁水拍、徐迟、臧克家、严辰）除臧、徐、吕三人外，其他几人一个也没有到过编辑部。”“编委中担任常务工作的是徐迟和吕剑，还有臧克家，其他诗人都没有到《诗刊》来。”

    事实并非如此。要感谢曾担任中国作协党委副书记、《诗刊》编委的郭小川同志，他在1957年的日记中，对于《诗刊》召开编委会和编委们来参加《诗刊》召开的其他会议，都有明确记载：1957年2月6日：“下午二时，《诗刊》编委会开扩大会议，到了十几位诗人，谈了一些意见。”1957年3月19日：“我就参加了《诗刊》召集的会议。到会的有纳·赛音朝克图、铁衣甫江、苏金伞、方纪、高兰、艾青、严辰、冰心，还有《诗刊》的同志。先谈了一下爱情诗，以后又谈到目前诗的状况。艾青作了很精彩的发言。……”1957年11月9日：“下午到大楼，小刘来电话，说《诗刊》开编委会。……水拍、卞之琳、严辰、田间、沙鸥、克家、徐迟都到了。”另外，早在筹建《诗刊》时，不少后来是编委的诗人们就曾多次在一起商讨办刊问题，这些在小川同志的日记中都有提及。周良沛先生在1997年1月写的文章《忆徐迟于〈诗刊〉创刊前后》中也写到，编委沙鸥早在1957年中期正式调到《诗刊》工作前，“那些日子就可以早晚都见他兴致很高的在那两小间房子（笔者注：指《诗刊》办公室）里，笑语朗朗。”仅从这些例子中就不难看出，吕剑先生的这段话违背了历史的事实，更何况那些没有记录在案的。

    二、吕文说：“大约到了1956年6月，臧克家方才提出，这里工作的编委一个党员也没有，7月，这才将沙鸥调来，此时正赶上‘反右’。”

    《诗刊》是1956年秋冬开始筹备创刊的。1956年6月，《诗刊》还没有开始筹备，调编委来工作更无从谈起。因此，吕先生在这里写的时间是错误的，1956年应为1957年。

    三、吕文说：“编委们从来也没有在一起讨论过办刊的思路，只有臧、徐、吕三人未必系统的考虑过。”

    《诗刊》的真实情况是：如前文所讲，早在《诗刊》筹备阶段，许多诗人就多次在一起商讨过办刊问题，其中不少是创刊后的首任编委。这些事实在小川同志的日记和周良沛先生的文章中，都可以见到，更不用说那些没有记录在案的了。这期间，臧克家、徐迟连同吕剑先生本人，还较广泛地多方征求了一些作家、诗人和专家们对于创办《诗歌》的意见与建议（其中包括：冯至、冰心、冯雪峰、艾青、许觉民、张光宇等位）。在这些商讨、会议和走访中，怎能不涉及到办刊思路问题？更显而易见的是，在1957年1月25日出版的《诗刊》创刊号编后记中，编辑部就明确地提出了办刊目标与方针：“我们完全了解，读者要求读到好诗，要求读到歌唱和反映生活的诗，精练的诗。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团结、鼓舞全国的诗人来创作优秀的作品，以满足读者的渴望。”当年在《诗刊》正、副主编的领导下，《诗刊》的全体同志正是在这种办刊思想的指导下，上下一致，着意在广泛团结老中青三代诗人、发现培养新作者、大力提倡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诗作和诗歌群众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突出成绩，从而证明了这个办刊思路的正确。许多曾在《诗刊》工作过的老同志，都先后撰写了文章，充分肯定了办刊思路所发挥的积极指导作用，深情地回忆了那段值得留恋的工作和生活。这一切，从多方面证明了吕先生的这段话，同样不符合《诗刊》的历史真实。

    四、吕文说：“我看初稿（系抄件）时，认为‘腊象’可能是笔误，应为‘蜡像’，即蜡烛的蜡。不应是‘腊月’的‘腊’。我立即把此意向徐、臧提出，他们均同意，乃与中央办公室联系，征求了毛主席的意见，订为‘蜡像’。”

    吕文的这段话，是指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中，“腊象”的“腊”字；是他最先看出应为“蜡”字，并提出改正的。果真如此吗？1957年初《诗刊》刚刚创刊时就到该刊工作的老编辑白婉清同志，曾在《淮风》杂志1999年6月号发表的文章《情谊绵绵思悠悠——记近5年与臧克家同志的交往》一文中，这样写到：“这段话完全不是事实。其实，真实情况克家同志早在他的诸多回忆文章里都谈过，是他在毛主席召见时（笔者注：1957年1月14日）当面提出‘腊’字似应改为‘蜡’，经主席同意的。而在《诗刊》创刊号发表这首词时，恰恰出现了与×××所述相反的情况：克家同志回来后曾向吕剑等人传达了主席对这个字的修改意见，叮嘱发表时一定改过来。而身为编辑部主任的吕剑却忽略了此事。结果刊物印出来时（笔者注：1957年1月25日）仍是‘腊’字（当时印的是繁体‘臘’）。虽然我来到诗刊社时创刊号已经出版，但我仍亲见克家同志在编辑部曾几次不满地批评这件事。我想，事情虽小，但既然做为一段史实形诸文字，还是应该早些澄清，还其本来面目为好。”臧克家同志1982年也曾在他的文章《〈诗刊〉诞生二三事》中讲：“我回来（笔者注：指被毛主席召见回来）对编辑部的同志们说了，但创刊号上并没有改过来。”(据《诗刊》老同志回忆，《诗刊》创刊后的最初几年中，正、副主编不坐班，不做校对、付印等具体的技术工作。这些都由编委兼编辑部主任的吕剑先生负责。)我们设想，如果按吕剑先生所讲，他在看初稿时就已发现误写的“腊”字，并经请示获毛主席同意，那么，《诗刊》创刊号上的“腊”字，为何仍未改正为“蜡”呢？！由此可见，毛主席“咏雪”词中的“腊”字，非但不是吕剑先生看出来改正的，而正是他的工作失误，致使创刊号上的这个字没有改正过来。吕先生所讲与事实的这种截然相反，也可以算作写史时的一种典型了。

    五、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吕先生在这篇访谈中，纠正了他以前在通信和文章中的两点偏差。其中之一是“记忆错误”，即：《诗刊》创刊前夕，编辑部给毛主席的信，不是由“我以毛笔小楷誊清”，而是由“臧克家‘以毛笔小楷誊清的’”。可见，以前吕先生对此的提法是错误的。《诗刊》已于1997年第12期，重新刊登了给毛主席这封信的影印件，吕先生也于2005年9月10日写文纠正了这件事。然而，北京某有影响的杂志2009年第4期刊登的一篇写吕剑先生的文章《京城诗坛三老》中，提及此事时所写的，仍是他“记忆错误”时的讲法。这件事本身虽然很小很小，微不足道，但整件事的过程，却是一个以讹传讹、误导读者的典型实例。从中不难看出，要想消除一些文章中伪真实的影响，将是多么困难。它从反面警醒人们：为人为文都要负责任地尊重历史的真实，否则，历史真会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作为读者，看完这篇作者所述与事实有多处出入、甚而完全相反的文章时，给我造成的直观印象是：初创时的《诗刊》，编委会形同虚设，编委们连杂志社都没有到过，更不用讲为之尽心出力了；就连《诗刊》的正、副主编，也都没有头脑的连办刊思路都没有系统地考虑过，就匆忙地办起了刊物。试问，在这种盲目混沌的情况下，《诗刊》能够做出那些有目共睹的成绩和贡献吗？能够得到当时全国广泛的赞誉和读者的支持吗？从我们耳闻目睹的事实和大量回忆文章、旧日日记的记载中，可以明确看出，吕剑先生的这些提法，是不符合《诗刊》的历史真实的。这种提法，有负于当年在《诗刊》工作过的全体同志们的付出和努力，有负于那些已经逝去的《诗刊》的老同志们，尤其是曾为筹办、运作《诗刊》出过大力并亲自调吕先生来这儿工作的徐迟先生，也同样有负于吕剑先生本人当年在《诗刊》时的辛苦和付出。

    由此可见，人们如果写历史，就一定要严肃审慎地本着对历史真正负责的精神和态度。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如果用这种公平的态度对待历史（包括自己和他人的历史），尊重历史的真实，那么，太阳的光辉不仅会照亮现在和未来，也会照亮过去的历史与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