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不写故宫

    故宫，一个即使你不曾游览也好象去过的地方；故宫，一个你即使多次进入也好象初次到来的地方。那样一个巨大的存在，让人永远说不完又永远说不清。天安门是故宫的门面，它高度神圣化的形象，几乎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曾有一个外国学者写过一本名叫《天安门》的书，其中所述却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风起云涌。如果接续五四以后的历史，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到《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单纯，从“天安门诗抄”的激昂，到历次阅兵的豪迈，哪还能有第二个中国景点像天安门那样，留下无数中国人虔诚的身影。可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奇想，为什么同为一体，天安门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而它身后的故宫，从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就一直以“故宫博物院”这样的机构名称存在着？

    盛夏的一个炎热的下午，我行走在故宫里，看游人如织，更觉故宫对中国人、外国人所拥有的巨大吸引力。热闹与热浪中，我却又产生另一个奇想，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的鲁迅，似乎极少在他的文字里提及故宫，如果这基本上是个事实，那又是为什么呢？

    从1912年来到北京，直到1926年南下厦门，鲁迅在北京的生涯应当离不开故宫。他是教育部的“公务员”，是一个对历史文献有着浓厚兴趣和深厚学养的人。故宫，这个珍藏着无数珍宝的地方，鲁迅怎么可能没感觉？然而，翻开鲁迅日记，满眼看见的是“留黎厂”三个字，极少能找到“故宫”一词。十几年里，鲁迅去琉璃厂的次数应当仅次于他去教育部上班的次数。但还真不知道他是不是认真地、彻底地逛过一回故宫。鲁迅显然不是个对旅游有多大兴致的人，他自称“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厦门通信*致许广平》）但他对人文踪迹，又有多少游览的热情呢？似乎一样不高。你看他说到长城，认为这建筑根本挡不住胡人的侵略，只是让无数民众付出艰辛。所以，他在题为《长城》的文章结尾，喊出了“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再看他谈杭州一景雷峰塔，恨不能让这压抑了美好爱情愿望的建筑彻底倒下。但他对故宫，却似乎连这样的“批判”文字也不曾写过。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鲁迅肯定是进过故宫的。粗翻鲁迅日记，1916年9月10日，记有“同三弟往益昌，俟子佩，饭后同赴中央公园，又游武英殿，晚归。”而武英殿就位于故宫西华门内，是李自成登基处，也是多尔衮的办公场所。1917年10月7日，是个星期天，这一天，鲁迅“上午同二弟至王府井街食饼饵已游故宫殿，并观文华殿所列书画，复游公园饮茗归。”至少这两次，鲁迅分别陪自己的两个兄弟，“逛”了两次故宫。1920年，鲁迅日记里明显多了一个去处：午门。仅在4月下半月就去了八次。一直到这一年的11月，鲁迅有多次“往午门”的记录。原来，他是到午门上“晒书”的。据《鲁迅日记》注释，鲁迅多次前往午门，是为整理德国商人俱乐部“德华总会”藏书。因为“德国在欧战中战败后，上海德国商人俱乐部所藏德、俄、英、法、日等文书籍由教育部作为战利品接收，堆放在午门楼上进行分类、整理。鲁迅参加了这项工作，负责审阅德、俄文书籍。”（见《鲁迅全集》第15卷第401页）关于此事，鲁迅曾经在《记谈话》中做过表述，“教育部得到这些书，便要整理一下，分类一下”，“当时派了许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而此事的最后结果，是“对德和约成立了，后来德国来取还，便仍由点收的我们全盘交付”。而这次“漫长”工作对鲁迅来说倒有个意外收获，就是他因此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鲁迅之所以从中挑选此书翻译，是因为他觉得书中所讲尽管是俄国的事情，“但奇怪的是有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像”。

    鲁迅对宫殿类、招牌式的建筑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抵触，这与他向来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是紧密相联的。1927年，鲁迅写过一篇叫《所谓“大内档案”》的杂文，文章虽是记述清宫留下的“档案”整理过程，但其中明显语含讥讽，对“大内档案”的量以“麻袋”统称，对整理的场景也暗含讽刺：“从此午门楼上的空气，便再没有先前一般紧张，只见一大群破纸寂寞地铺在地面上，时有一二工役，手执长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别的他们所要的东西。”鲁迅见此情景，一定会联想到故宫的，没错，他在文章里确也这么说了：“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很显然，鲁迅这里的“宫”是泛指代表皇权的宫殿，但此说应当是身处故宫而发的感想。在此文结尾，鲁迅另有感想：“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回想鲁迅一以贯之的思想和文章，他之所以不写故宫，是因他对封建皇权的态度所决定的。他虽没有“正面”写故宫，但故宫里的人和事却常在笔端。比如对乾隆，认为他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对于清皇帝通过“文字狱”来驾御汉人思想，鲁迅更是深恶痛绝，极尽言辞批判之功。对清代钦定《四库全书》而故意按照统治需要删减内容的做法，鲁迅一样不放过，揭批之辞时有所见。此外，对慈禧、溥仪等人物，鲁迅也时在笔端表示自己的不以为然。

    “故宫博物院”五字，鲁迅在杂文《隔膜》中曾经提到过。那是因为1933年，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发生过院内古物被盗风波，此事迫使易培基面对诉讼不说，还因此辞职。这一风波据郑欣淼先生考证，基本上是一冤案。鲁迅当时是为易鸣过不平的，他说：“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这不能“敬服”之事，就是指易培基被诉案。鲁迅在北京时，曾有过支持女师大风潮的经历，易培基就是当时杨荫榆被学生赶走后受命上任的女师大校长，鲁迅曾在欢迎会上致辞表示支持。以他对易的认可和了解，自然无法接受眼下的案情。但鲁迅对故宫博物院的一些“文化工作”还是给予了较高评价，说它“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他对故宫博物院在印制水平上的领先颇为欣赏，在致郑振铎信谈到《北平笺谱》时曾说：“故宫博物馆之版虽贵，但印得真好”。鲁迅自己编定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画页，也交给故宫方面来印制。

    以鲁迅这样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切的关注，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学养，对艺术珍品有着浓厚兴趣的人，故宫，却并没有成为他笔下的谈论对象。仔细想来，鲁迅思想上认定皇权的主要作用是对百姓的奴役，他不会为之送上赞辞；清朝统治者以“文字狱”控制人们思想的做法也让他深为痛恨。其次，故宫这个庞然大物里演绎了太多历史，而其中又容纳了太复杂的“古物”，他也不能一言以蔽之地去否决它们的价值。再其次，鲁迅似乎并不喜欢写作上的“宏大叙事”，故宫自然也就很难在形式上进入鲁迅文章。因此，仅从作为作家的鲁迅这一角度看，故宫，逛起来美不胜收，丰富驳杂，写起来恐怕人人都会感到难度极高。深藏不露的故宫，可真不是容易“叙事”与“抒情”的对象。倒不若天安门的单纯与激昂来得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