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里的古人日常

　　■陈红彦

　　十三位女性，相约去莫高窟燃灯

　　敦煌文献中有一类材料，读来特别动人：社邑文书。

　　所谓“社”，也叫“社邑”“义社”“义邑”。唐及宋初，敦煌除官社，私社大盛，有些私社并有专名，如“兄弟社”“女人社”“亲情社”“巷社”“车社”等。

　　国家图书馆藏BD14682《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记录的就是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女人社”。这件文书只有一纸，首全尾缺，修改、涂抹较多，最后也没有列出社员姓名，因此应是一份草稿。但正是这份草稿，让我们看见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社会生活的一角。

　　社条开头写得很清楚：丙申年四月二十日，博望坊巷的女人们，因为要“上窟燃灯”，大家坐在一起商议，决定“一齐同发心”，约定三年为期。

　　所谓“上窟”，指的是莫高窟；“燃灯”，是佛教信徒供佛、积累功德的一种仪式。

　　这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活动，而是有组织、有规则的结社。她们约定每年上窟所需物品由众人均摊，社内事务由录事传帖安排，但又特别强调“不许录事三官把勒”，也就是说，社官、录事不能专断，要由“众社商量”。三年期满后，是否继续，也要大家共同决定。

　　这件文书证明这些女性可以单独、自愿地参与结社，拥有一定的社会交往空间；结社需要提供物品，也说明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具有一定的自主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意识的反映。

　　一张写在佛经背面的“欠条”

　　国家图书馆藏BD04698，正面原本是一卷唐代标准写经，内容是鸠摩罗什译本《妙法莲华经》卷二。只是到归义军时期，这卷经因为经常持诵，年久失修，卷首残破，卷面有水渍，也有残洞，渐渐失去了持诵功能。

　　纸张珍贵，古人舍不得丢。于是，写卷主人就在卷末背面抄下了一件不足200字的审判文书：《金银匠翟信子等为矜放旧年宿债状及判词》。

　　事情是这样的：甲戌年（974年）春天，一起开金银作坊的翟信子、曹灰灰、吴神奴三人，因为没有麦种，向都头高康三借麦三石。到当年秋天，债务翻作六石。他们还了一石二斗，还剩四石八斗。到了乙亥年（975年），债务又翻作九石六斗。丙子年（976年），他们还了七石六斗，最后仍剩二石。

　　这时，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发布赦令，“矜割旧年宿债”。翟信子等人希望这二石旧债也能被赦免，但放贷者不肯。于是，他们上告“阿郎”，也就是敦煌或瓜州的最高长官。最后判词很短：“若是宿债，其两硕矜放。”这笔旧债，被免除了。

　　一件小小的借贷文书，把归义军晚期敦煌社会的许多面向带了出来：手工业者的生计并不宽裕，金银匠也可能兼种土地；民间借贷有“违约一赔二”的惯例；国家赦令与私人契约之间，也会发生冲突。正是这一件不足200字的敦煌审判文书，再现了敦煌归义军晚期一段鲜活的历史情境。

　　古代孩子的识字书，写满了人间烟火

　　敦煌地区自西汉设郡后便开始设立学校。到唐代，官学、私学都很发达。私学又有寺学、义学、家学等类型，学习时间也更灵活，更适合普通百姓的生活节奏。对于许多孩子来说，启蒙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识字。

　　《开蒙要训》正是一部识字类蒙书。“开蒙”是开启蒙昧、开始识字学习；“要训”则可理解为重要字词。它大约成书于魏晋六朝之际，唐五代时期在西北地区广为流传，后来在中原佚亡，却因敦煌写卷保存下来。

　　这本书汇集1400个常用汉字，以四言韵语编排，四字一句，共三百五十句，两句一韵。因为短小精练、合辙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儿童记忆。书中有这样的记录：“笔砚纸墨，记录文章，蒙童学习，易解难忘。”

　　有意思的是，《开蒙要训》不只是教孩子认字。它像一部小小的生活百科，内容包罗天地岁时、山川河流、君臣伦理、孝悌人伦、坐卧起居、服饰女红、人体器官等。比如“乾坤覆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讲的是自然与时序；“孝敬父母，承顺弟兄”，讲的是家庭伦理；“头额颊颐，齿舌唇口”，则直接教孩子认识身体部位。

　　它的用字更贴近民间中下层百姓生活。对于那些只能在农闲时节短暂入学的孩子来说，这样一本字数不多、实用性强的蒙书，恰好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识字量。

　　（《丝路遗珠》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