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大卸载”:超越的迷思与主体性的终结

　　随着人工智能在技术上的飞速跃迁并深刻融入生活世界，人们期待AI能像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那样，带来人类文明的全新飞跃。然而，这一愿景可能只是一个迷思。如果我们审视历史与技术的深层逻辑，会发现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AI所驱动的并非导向新超越的“大脱嵌”，而是一场导向认知外包与意义扁平化的“大卸载”。

　　回望雅斯贝尔斯所言的第一次“轴心时代”，其核心精神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书写技术所创造的“反思距离”。书写虽然带来了“记忆外在化”的风险（如柏拉图曾担忧文字会让人健忘），但它迫使人类在面对静默的文本时，必须向内发展出深刻的内在性与反思主体。因为思想被客观化而外在于头脑，个体才被迫发展出强大的内在组织能力去驾驭这些符号。这种艰难的、主动的智识劳动，最终孕育了具有稳定内在性的哲学与伦理主体。简言之，第一次“超越”根植于一种因技术限制而生的向内深化。

　　反观当下，生成式AI的技术逻辑恰恰走向了反面。它并非书写那样的“提醒装置”，而是一个主动生成答案的“答案引擎”。当用户向大语言模型提问，得到的不是一组需要自行整理、辨析的原始文献，而是经过算法“预消化”并以高度人性化形式呈现的“成品”。

　　这一过程构成了“认知外包”的温床。AI在技术特性上表现出的“即时满足”和“过程隐藏”，正系统性地消解反思距离。书写和阅读是一个耗时的过程，这种固有的“延迟”为反思、怀疑和创造性的“离题”留下了宝贵的空间。而AI推崇“即时性”，被设计用来在毫秒内响应请求，系统性地排除了“创造性延迟”的可能。在与AI的互动中，用户被鼓励进行快速、连续的“提示—生成”循环，而非长时间的独立思考。

　　更危险的是“拟人化陷阱”。第一次轴心时代开启的内在性，其高峰体验之一是马丁·布伯描述的“我与你”的关系——一种在真实相遇中生成的存在性关系。而生成式AI通过高度拟人化的语言能力，精心构建了一个“我与你”关系的模拟品。它会说“我理解”“我建议”，能表达同情和鼓励。这种“无摩擦”的互动让用户感到被理解，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本体论陷阱：我们互动的对象并非一个有意识的“你”，而是一个处理信息的“它”。这个“它”没有生命体验，只是一个被训练来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元的概率机器。

　　当人类越来越多地与这种话语系统互动时，自身的意义感将被逐渐侵蚀。我们不再追问一个论断的真理性或其背后的生命承诺，而更关心其表述是否流畅、有说服力。这正是“内卷”的精确体现：在封闭系统内不断精细化、复杂化，却丧失了外部突破与根本性创新。AI所生成的“话术”，是一种意义悬置的状态。它可以完美地模仿任何一种哲学、宗教或伦理话语，但其自身并不承诺或信仰任何一种。

　　因此，“机器意识”的讨论或许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它非但没有解决“意识的困难问题”，反而通过混淆概念、转移焦点，最终导致人类意义创造能力的萎缩。若无深刻的哲学警醒，AI时代通向的可能并非一个更为充盈的全新自我意识，而是被算法完美模拟和定义的“空洞自我”。

　　要之，第一次轴心时代的“大脱嵌”是通过书写这副苦口的“良药”，在主体与世界之间划开了一道必要的反思性鸿沟，迫使我们向内探寻；而AI驱动的“大卸载”则试图填平这道鸿沟，诱使我们将思考过程本身外包。书写的外在化迫使我们向内深化，塑造了一个能够“自我抽离”的内在性主体；而AI的黑箱化则诱使我们将认知过程整体外包，可能将我们囚禁在一个无限延伸与顺滑但无法走出的“话术迷宫”之中。故在这个技术日益强大的时代，哲学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它要求我们进行一场反向的“脱嵌”——循着轴心时代先贤的足迹，在技术奇点降临的黄昏，重燃内在性的不灭微光。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楼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