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袁同礼

    谁是袁同礼？他曾参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筹建，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二十余年，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和博物馆事业的先驱；他开启了《永乐大典》的海外寻访与敦煌文献的大规模影像回归；抗战期间，他策划了北平图书馆善本的南迁保护；他与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交往频繁，却是这群人中常被忽视的一位。今年是袁同礼诞辰130周年，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陈樱说：“袁同礼先生从事图书馆事业长达50年，是中国新图书馆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先生及其同时代的图书馆人虽生逢乱世，却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为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民智之通塞，与其图书馆事业之盛衰相为表里。”1931年6月25日，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这是国家图书馆历史上第一座按图书馆功能设计的馆舍。主持新馆筹建和日常馆务的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发表致辞《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他说，北平图书馆“志在成为中国文化之宝库，作中外学术之重镇，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通中外图书之邮，为文化交通之介”“为国家树长治久安之基”。

    2010年，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雷强，入职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他在工作中发现，在国图历史上，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中，袁同礼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时人却对其知之甚少且流于泛泛之言。2013年秋，雷强将袁同礼作为研究重点，并将成果以年谱的方式呈现。

    寻找开始，雷强才知道这一决定意味着什么。他没有料到会持续十年之久，字数也从一开始预计的50万字，不断扩充至300多万字。“简直没有穷尽”，雷强说自己仿佛掉进了史料的汪洋大海中——袁同礼的书信档案遍布世界各地，仅美国，就有美国图书馆协会、国会图书馆、洛克菲勒基金会、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十多个机构的档案需要查询。因此，雷强自嘲染上了一种“不良嗜好”——几近成瘾地申请档案。他通过各种渠道申请查阅扫描，或请人去现场一页页拍照。

    所幸，与“追寻”相伴的，也有窥见史实原貌的“狂喜”。雷强说：“最早在世界范围内调查《永乐大典》存世卷目的人，便是袁同礼。”他在北平图书馆任职期间，大多数存世《永乐大典》实现了影像回归。目前，国家图书馆是《永乐大典》在海内外最大的藏家，所藏占存世的一半以上。

    “寻找”过程中最打动雷强的一幕，是1941年9月12日袁同礼给胡适的一封信——“日前乘荷轮返港，曾携来四箱，途经厦门，检查员开箱检查，幸对于书之内容不甚了解，安然度过，已然饱受虚惊矣。”在这封信中，袁同礼讲述了他亲自将4箱北平图书馆善本带离上海赴香港，途中遭遇日军搜查的惊险一幕。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扬言：“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从此，书籍与炮火的赛跑在中华大地上陆续上演。袁同礼暂时放下建设世界一流图书馆的梦想，将维护中华文献作为最重要的事。

    1935年底，华北形势岌岌可危，袁同礼和其他平馆委员会委员决定将善本图籍分批秘密运往上海等地。1940年下半年开始，远东局势日益恶化，存放于上海租界的善本图籍不再安全。其间，袁同礼多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等人商讨善本运美方案，还几次悄悄潜入上海，和当时主持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的钱存训等人一起，挑选运美保管的古籍善本。

    就这样，珍珠港事变前，102箱古籍善本化整为零，分批从上海运出，送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后在胡适协调下，全部由后者代为保存。雷强介绍，这些古籍善本大多为当时的“世间孤本”，“没有影印过”。

    信中提到的4箱书，是102箱书的前4箱，由袁同礼亲自带离上海，试探当时的江海关是否会拦下，为后面大规模运书“探路”。1949年后，袁同礼长居美国，与这批古籍相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袁先生赴美后，选择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他就是要看住那102箱书，想在合适的时候把它们带回北平。”雷强说，1965年2月，袁同礼去世，同年底这批书便被运送到中国台湾地区。

    在《袁同礼年谱长编》序言中，袁同礼外孙女袁书菲回忆，她的母亲、袁同礼的大女儿袁静在抗战中，上过十余所不同学校，因为“我们跟着书走”。

    卢沟桥事变后，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袁同礼也选择南下，力求“以一部分之经费，利用已有之人员，在西南积极从事复兴事业”。那些年，袁家辗转多地，从北平到昆明，再到大理，再经越南抵达香港，又返回昆明，1942年前往重庆，1946年回到北平。1941年，就在袁同礼忙于将善本运美之时，二女儿袁桂夭折。

    而这一时期，袁同礼仍以搜求保护中华民族珍贵文献为己任。他最令人瞩目的工作之一，是发起并组建“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征辑会搜集的文献中，除了中文资料，还有敌国、中立国和盟国的出版物，以及沦陷区的居民证、通行证、配给证、敌方宣传品、战地照片等。

    1937年9月14日，他在长沙给傅斯年的信中提到：“近来心绪繁乱，懒于执笔，每日到旧书铺看书，因书价甚廉，故已开始搜集湘中著述，希望在最近之将来能利用此种环境，将西南文献搜集一处，以供学子之参考，亦未免太痴矣。”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袁同礼投入极大心力在西南文献搜集、整理中。他派馆员万斯年等人，在战火中竭力搜购了大量武定彝族文献、丽江纳西族东巴文经典文献。他还请身在国外的王重民搜集相关资料：“对于西南文献及英国新出关于中日战事之书籍及小册，并请随时注意代为搜集。本馆现决定移滇，希望对于西南文化有所贡献也。”

    “袁先生对中国的古籍、古物在海外的流散情况非常关注，他希望能够制定一份关于它们踪迹的路线图，到国家强盛时，能对这些被非法掠走的东西，做一些索回的努力。”雷强说。

    （《新华每日电讯》11.7 强晓玲 刘梦妮 庄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