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受教育就要“有教无类”

    日前，教育部部署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要求各地在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登记中，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进一步规范报名信息采集。全面清理取消学前教育经历、计生证明、超过正常入学年龄证明等无谓证明材料。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不得利用各类软件、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

    收集学生的家庭经济、父母职务信息，本是为了更有针对性的教育与帮扶，然而现实却演变为一些学校老师“看人下菜碟”“嫌贫爱富”。因此，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是不是要收集、掌握学生家庭信息，而在于怎么使用这些信息、服务的目的以及家长能否实施有效监督。

    其实，一些地方设置入学门槛，尤其是针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有着“现实考量”。即义务教育资源保障以当地政府为主，降低入学门槛的结果，自然是更多随迁子女入学，而这将增加本地财政支出。但是，这与义务教育公共政策的精神有所抵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依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这是保障随迁子女城市平等受教育权的重要举措，而这一举措的落实，则受制于当前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中的教师薪酬部分，仍主要由县市财政保障，生均公用经费则由省级财政与中央财政分担。保障随迁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又不增加流入地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适宜的办法是“经费随学生（学籍）走”。目前，生均公用经费在省域内流动没有问题，但跨省流动存在障碍，省级财政承担部分难以流出，中央财政承担部分可以直接划拨；而教师薪酬作为大头支出，则要由流入地政府承担。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给孩子公平的教育起点和平等的受教育过程，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和教育家办学理念的回归。只有继续推动义务教育资源保障机制改革，方能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让每个孩子能上学，更能上好学。

    （《光明日报》4.6 艾萍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