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出来的学问与“活”出来的精神

    选择陈垣（1880-1971）、吕思勉（1884-1957）、钱穆（1895-1990）、饶宗颐（1917-2018）这四位现代中国著名史学家，谈论他们的“学问”与“精神”，必定挂一漏万。好在我有明确的问题意识，那就是在“学术史”前加上了“教育史”，也就是说，讨论的是在西式学堂一统天下的现代中国，这四位“自学成才”的史学家，是如何凭借个人努力与盖世才华，走出一条非同寻常的学术道路，由此引发关于人文学的边界、方法及可能性的思考与探索。

    一、学问为何需要“养”

    唐人韩愈《答李翊书》中谈及对于“仁义之人”的期待：“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所谓“养其根”，让我想到的是孔子的“游于艺”。朱熹《四书集注》称：“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也就是说，优游其中，涵咏性情，如同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其乐无穷。学无止境，一味强调苦读不行，必须自得其乐，方能持之以恒。

    这里的“游”，除了“求学”与“修心”，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养生”。“风物长宜放眼量”，那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值得追摹。今天谈论的这四位史学大家，吕思勉比较遗憾，只活了74岁，可也过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其他三位，陈垣91岁，钱穆95岁，最长寿的饶宗颐超过一世纪，实岁101。是否长寿，基因无法掌控，经验也不太可靠，但教训却是实实在在的。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即便天赋很好，也很努力，学问同样需要慢慢滋养，因而治学时间长短很关键。年岁太大，精力不济，学问做不动，那是常态，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也。对于具体学者来说，尽可能保持好的身体与心态，以便延长学术生命，也算是“责无旁贷”。

    为什么说学问是“养”出来的，各人理解不同，有人注重方法，有人强调目标；还有人突出家境及文化氛围，比如吕思勉和钱穆原为小学教师，足见东南人才之盛；陈垣和饶宗颐出身商人家庭，尤显近代广东风气变化。

    比起“养”更难说清楚、也更值得引申发挥的是“活”。所谓“活”出来的精神，除了人要长寿，还得有精气神。苏东坡诗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排除不可抗拒的疾病侵袭，学问确实能养人，起码显得不俗，神清气爽，从容舒展。在这个意义上，学问不仅体现在著作中，也写在脸上。这是我读很多老辈学者的直观感觉。

    二、自学成才的可能性

    20世纪中国，大学者很多，为何就选这四位？理由很简单，就因为他们都不是科班出身，走的是“自学成才”的路。

    选择四位自学成才的大学者，总结其治学经验，目的是重新勘验一百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及学术发展的路径，也是在反省我自己以及上下几代学人所面临的巨大陷阱。中西学的并立、文史哲的分家，已经让20世纪中国读书人眼花缭乱了；更何况，还有纯属输入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新学科。落实到具体学者与著述，很难回避中与西、内与外、史与哲、文与理等不同学术路数的分歧，以及蕴藏在学术经历背后的意气之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接受新式教育（最好是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第一流人文学者的标配。现代学科的建立，包括边界的确定、方法的自觉、趣味的养成等，日渐成为从业人员的共识。也还会有若干质疑与反叛，但力量不成比例。受过良好教育（这里指的是西式教育）的人文学者，大都安于在某特定学科从事专深研究，不再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奢望。反而是未受西式高等教育规训的学者，因生活经验及读书路径不同，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

    四位先生虽然也受西学/新学影响，但因没有接受系统的大学教育，更多靠自己摸索，其治学方法及路径与学界主流不太合拍，发展因而相对艰难。仔细辨认，虽然陈垣与陈寅恪、吕思勉与傅斯年、钱穆与汤用彤、饶宗颐与季羡林的研究领域相近，风格仍有很大差异，前者的道路无疑更为曲折，被世人/学界接受的时间也比较晚。独自闯荡出来的大家，其精神气质独一无二，很难有出色的传人，就因其更多依靠自身的天赋、才情与机遇。

    三、读书门径与研究方法

    没有人生而知之，谁都必须“学而时习之”。关键在于求学路径不同，或注重规制，或强调熏陶。比起同时代学人，凡自学成才的，道路都更为坎坷，需付出加倍努力。但另一方面，所谓学问的童子功，又往往系于早年的家庭教育，而不是日后的学校训练。西式学堂统一规训，好处是效率高，容易上手，缺陷则是趋于统一与平面。

    所谓“自学成才”，并不是没有师长指引，主要指非新式学堂出身，没上过大学，未受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对于治中国文史的学者来说，这不一定是致命弱点，完全有可能另辟蹊径，殊途同归。这条崎岖的小路，若非用三两句话概括不可，我愿意这么表述：从目录学入手，以考证为中心，视野不受现代学科限制。

    1961年，北师大校长陈垣给历史系应届毕业生谈话。提到如想对中国历史书籍“大体上能心中有数”时，陈垣建议多翻阅《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是他早年读书的经验。从《书目答问》上手，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门，这其实是那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的通途。很小就立志从事史学研究的吕思勉，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总的感觉是，凡自学成才的，喜欢讲“读书门径”，一般来说学问比著述大；凡科班出身的，更倾向于“治学方法”，一般来说著述比学问大。

    因为教育背景，也因对西学体悟不深，凡自学成才者，往往对传统中国保有更多温情，治学路径也多从目录入手，著述上精于考证。这点，稍为翻阅陈垣和饶宗颐的著作，便一望而知。至于撰有《吕著中国通史》和《国史大纲》的吕思勉与钱穆，其实也都如此。

    自学成才者更大的特点在于，不受现代学科体制所限，博学深思，自我做主。越是名牌大学出身，学术训练越好，这个印记就越明显。出手中规中矩，动辄名家风范，此等学者，在中外学界都很吃香；可其中蕴含着某种风险，那就是被已有的学术范式所困。

    严耕望谈及陈垣“早年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全靠自学成名”，故其治学往往寻空蹈隙，追寻有意义的难题，然后用狮子搏兔之力，写成专书或论文，获取学林的重视，进而开辟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读陈垣的著作，常常是无中生有，横冲直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是按照已有学科范围探索，而是围绕问题展开，日后闯出一条新的路子，作出了开创性或总结性的贡献，后人跟着上，于是逐渐成为显学。

    1984年，北大名教授季羡林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作序，开篇就是：“饶宗颐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并非如崇拜者所言，饶先生在以上所有领域都有原创性贡献，而是这么读书做学问，与主流学界的注重专精，形成了鲜明对照，让很多恪守规矩的学院派既羡慕，又妒忌。

    陈垣朴学根基极佳，每有新作，必能创新；吕思勉的通史眼光与专史写作殊堪击节，叙事尤为一绝；钱穆名声显赫，有经世情怀，喜欢谈论政治（晚年不少宏论有些离谱）。而饶宗颐自称眼光很厉害，懂得找问题、开新路，加上机缘凑合（相对于20世纪其他中国学者，饶的挫折最少），往四面八方拓展，短期看不出来，日后结账，方才惊叹其涉猎之广，成绩之大。这四位先生均由目录学入手，以考证为根基，以史学致广大，如此学问规模，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养成的。

    四、别出心裁的著述体例

    这四位大家，学术上自由驰骋，研究范围超越现代学科限制，其著述体例尤其值得关注。我选择了以下四部著作——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不谈具体观点得失，而是玩味其非同寻常的著述体例。

    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完成于抗战胜利前夕，1946年开始刊发，全书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每篇前有小序，接下来是引证与评析。如此设计，阅读时一目了然，很容易兼及历史考证与思想发微。二十篇“小序”合起来看，宛如一篇篇寄托遥深的小品，既指向历史人物与著作，也是自我抒发与感叹。考证而不陷入琐屑，在板上钉钉的同时，又能发掘微言大义，这在当代中国史学名著中别具一格。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乃大学通史课程教材，上册分门别类介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及学术的发展，下册叙述历代政治变革，也就是从朝代兴亡（政治）与典章制度（文化）两方面来讲述历史。兴亡多故事，那是动的历史；典章较持久，则为静的历史，二者兼顾，乃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虽然设计上有课程讲授方面的考量，但突出典章制度，更重要的还是植根于史家的基本立场。

    钱穆的《国史大纲》与《吕著中国通史》性质相同，但名气及影响更大。据钱穆《师友杂忆》称，陈寅恪读完大为赞叹。此书当初就很有影响，后经弟子严耕望、余英时等极力表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我的阅读体会是，此书自有见解，《引论》尤其先声夺人，作为学术史标本，很值得重视；但全书写作主要靠此前摘抄的笔记，不时有闪光之处，但无法铺展，大都点到为止。对于学有积累、心有灵犀的专门家，此书很有启发；但要说作为大学生读本，不及《吕著中国通史》。

    饶宗颐的研究范围很广，但涉足的每个领域，极少撰写通论，基本上都是专深的个案研究。《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是个例外，兼具话题重大以及体例特异。1970年冬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时，参加比较史学研讨会，大受刺激，“用是发愤，撰为专篇”。我关注的是，此书的写作缘起，明显受西方史学刺激，但撰述体例却极具中国特色，那就是兼及史学专著与史料汇编。别具一格的编纂形式，既展示了宏阔的理论视野，又充分发挥了自家擅长考据的专业特长。

    四部名著各具特色，而共同点在于作者的特立独行，迥异时流。这里说的不是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是别具一格的著述体例——直到今天，此四书依旧很难找到外貌及神情相仿的后来者。

    五、兼及“思想”与“文章”

    史学是一门重要的学问，但史学并不封闭，它与时势、社会、民生乃至现实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述四部名著，三部产生于抗战时期。《吕著中国通史》特别强调汉族之反抗异族入侵；钱穆的《国史大纲》最后一节“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主要是表达一种坚强信念，与书前的鸿篇大论相呼应。这既是教育部规定的通史课程教科书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抗战中无数中国读书人的共同心声。

    对于民族历史及文化的表彰，以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吕、钱二著基本上只落实在首尾，而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则贯穿始终，且深入骨髓。在沦陷区的特殊语境中重读胡注，感同身受。学界也都承认，这么一部将史料考辨、历史探索、现实关怀以及中国传统史学微言大义之精神结合得天衣无缝的名著，乃陈垣高峰期的代表作。

    陈、吕、钱三书，考证及论说未必都精确，作者日后可能也有反省，但重要的是，这些“压在纸背的心情”，支撑着作者度过艰难岁月。饶宗颐可以表达自己远离政治的学术立场，但无法否认此三书在政治史及学术史上顶天立地的地位及贡献。

    除了出身、教养、年龄等差异，还有就是生活环境的制约。这就说到城市对人的影响。陈垣早年生活在广州，1912年起移居北京，其学问、事功、气魄与政治沉浮，明显受这座城市及自身地位的制约。细数钱穆的学术经历，昆明撰写《国史大纲》，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还有晚年的讲学台北等；但对于学者钱穆来说，最为关键的还是北平八年（1930-1937）——学术上大获全胜，得到学界广泛认可，撰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更重要的是构建了其政治意识与经国情怀。而真正成就大学者饶宗颐的，不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也不是经济/出版中心上海，而是当初被普遍认为文化沙漠的香港。

    大学者治学，既讲天赋与功力，也讲阅历与心情。饶宗颐没有在政治/学术中心北京（北平）居住过，对于一个学养丰厚志向远大的学者来说，是个遗憾。可另一方面，远离政治风暴，令其心态坦然、恬淡、超脱、神明。作为思想家或文学家，性格过于平和，这是缺点；但作为专治中国文史的学者，则是优势。

    作为史学家，除了学问渊博与思想深度，还有一点资质并非可有可无，那就是会写文章。风格可以因人而迥异，但兼及真诚、逻辑与修辞，却是最基本的要求。晚清以降，专业化成为主流，“文”和“学”彻底分家，留下很多遗憾。

    我借用过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的说法，“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再略为发挥——不仅“良史”，所有治人文学的，大概都应该工于文。陈垣、吕思勉、钱穆、饶宗颐这四位名家，若只能给一个头衔，当然是历史学家。但其对于古典中国的体悟，以及诗文趣味和表达能力，一点不逊讲授古典文学的中文系教授。

    随着现代大学的一统天下，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即便一心做学问，也很难再走陈、吕、钱、饶的路子。进大学，选专业，拿博士，写专著，当教授，做课题，评院士，成权威，然后就是意气风发地行走江湖。这当然是一种成功，可这种成功无意中压抑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主要通过自学，崛起于草野间，凭借过人的聪慧与毅力，精骛八级，神游四方，最终成为大学者。

    撰写此文，除了向这四位有学问、有自信、有精神、有气象的大学者致意，也是在追怀一个已经逝去的学术时代——眼下的中国，越来越强调规则，越来越看重学历，越来越炫耀金字招牌，越来越忽略本应十分强大的自我。请记得饶宗颐喜欢书写的自家所撰《偶作示诸生》诗里的截句：“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