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治国思想：强国富民

    “衣食无忧”这四个字，可以说是古代劳动人民最真实朴素的愿望，而早在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就提出了强国富民的思想，并在齐国的四十年间成功实践这一思想，最终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以民为本：树明君之治国观

    《管子》通篇都是劝政之言，其“劝”的对象是君主。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天下兴亡系其一身。管子认识到，齐国若要在春秋时期群雄逐鹿的格局中脱颖而出，齐国最高统治者就要充分了解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只有树立君主“以民为本”的治国观，强国富民才有基础。

    《管子》一书提出，树立了“以民为本”的治国观，君主就掌握了治国的“道”，而施行这一道的“术”就是“牵之以利”。管子认为，人生来“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聚拢民心的方法之一，就是顺其心足其欲。“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如果能够解民忧、富民财、保民安、育民生，将国家的利益与百姓的利益联系起来，百姓才会拥护君主报效国家。也就是说，百姓生活得好不好，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稳定与否，“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此外，管子也强调物质层面的满足是追求精神境界的前提，正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衣食无忧了才能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自律。

    取予有度：立施政之平衡观

    “中道”是我国古代“和”文化的精髓，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平衡之道。古人强调“中”，追求平衡，希望事物能够处于“刚刚好”的状态，部分与整体相合，矛盾与统一并存，既不欠缺也不过分。受此影响，管子提出了“取予有度”的施政观，劝诫君主要懂得持中有度，驾驭平衡之术。“取”之有度，则民不妄。《管子·权修》有云：“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土地的产出和人民的生产力是有限的，君主要想得民心，就应当抑制自己的欲望，有节制的索取，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予”之有度，则民心聚。有道是“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君主在处理赏罚的问题上，应当谨慎持重，注意二者的平衡。如果功过与赏罚不匹配，长此以往，百姓就会心生怨尤，君主的威信就会受损。因此，管子认为，圣明的君主在施政过程中，应善用平衡之道，取之有度，予之有节。

    以法治国：建强国之制度观

    《管子》一书中对“法”作出了诸多定义。其中《禁藏》指出：“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七法》更是以“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角量”六种度量工具来定义“法”，可见在管子的思想中，“法”是辨别是非曲直、衡量功过赏罚的手段。管子认为，“法”的作用在于“兴功惧暴”“定分止争”“令人知事”，也就是君臣百姓都应遵循的行事准则。管子提出以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富民举措的有序开展，为强国富民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管子》全书86篇，现存的76篇中，其中有关法律的内容几乎占五之其一。为了用好“法”这一国之重器，管子将“以法治国”理念落实到程序中，提出“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管子认为需要明确，在办事的准备、执行、检查、汇报等各个阶段，都要严格遵守法律。如此一来，民众在生产生活中，行止坐卧均有规绳；国家在治民施政时，进退取舍皆具章法。有法可依，有序可循。

    （《光明日报》8.21 董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