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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投案8个月后，涉嫌受贿的任雨来在2021年5月下旬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任雨来曾任天津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局长，2019年3月逃往东南亚某国，此后未有入境记录。直到2020年6月，天津市纪委监委接到举报，称已退休的任雨来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
一场跨国追逃就此展开。2020年9月，任雨来归国投案。他是2014年至2020年间，中国追回的8663名外逃人员之一。
数据显示，这8663人中有国家工作人员2268人、“红通人员”360人，尤其是还包括60名“百名红通人员”。公布“百名红通人员”信息是中央追逃办成立后放的一个“大招”，有关工作也得到相关国家的协助。
开展反腐败工作过程中，中国在得到国际社会帮助的同时，也积极投身到反腐败国际合作中。2003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此后，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加强。
2021年6月2日，联合国大会首次举行反腐败问题特别会议。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是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后又一个全球性反腐败指导文件，中国在会上阐述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理念和主张。
目前反腐败国际合作还面临一些挑战，签订多边国际条约，有利于寻求更多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可行方案。
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中国也面临追逃追赃难度越来越大的现实。中部某省追逃办人员告诉记者：“我们省相对好做的工作基本都扫尾了，现在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了。”
在任雨来被移送起诉前一个月，“红通人员”冼国良被成功追回。2021年4月，外逃5年的冼国良身着灰色格子衬衫，由两名警察押送，从珠海拱北海关入境随车人员验放厅走出。
生于1961年的冼国良，曾任广东江门蓬江区委副书记。2016年4月外逃，2个月后，监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2019年5月，冼国良登上红色通缉令。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国际通报，属最高级别的紧急快速通缉令，通缉对象是有关成员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引渡的在逃犯。
“十八大以后，中国追逃措施的升级包括：发布公告，搜集、排查摸底外逃人员的信息，同时采用边检人脸识别等技术，千里追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说。力度最大的是成立中央追逃办。该机构成立于2014年10月，成员单位包括中纪委、“两高”、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
也就是在2015年3月，中央追逃办启动了“天网行动”，将以往各部门的专项行动，如公安部的“猎狐行动”、最高检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等都纳入。
同年，中国从已经上了红色通缉令的人员中，筛选了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集中公布他们的姓名、性别、原工作单位及职务、可能逃往国家和地区等10类信息，被称为“百名红通人员”。
“百名红通人员”主要是针对腐败犯罪分子的追逃，其追逃难度大于其他外逃人员。这些人员中，男性77人，女性23人，其中近90%是职务犯罪人员，10%是重要腐败犯罪涉案人员，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的48人。
“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的第三天，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原副总经理戴学民归案，被称为“触网第一人”。
2015年5月9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逃4年的“百名红通人员”2号嫌犯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除了劝返，中国追捕外逃人员的方式，还有引渡、遣返和异地追诉。2018年，国家监委成立当年，曾任浙江省新昌县常务副县长的姚锦旗，从保加利亚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委引渡“第一案”，也是中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职务犯罪嫌疑人。该案仅用44天就走完了通常需数月甚至数年的引渡法律程序。
尽管如此，引渡依然面临现实困难。任建明认为，“在引渡层面，中国目前建立的双边合作机制体量并不大，引渡往往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2008年，因涉嫌走私罪，深圳裕伟贸易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海勇在秘鲁被发现和拘捕，8年时间里，他在当地提出20次上诉，其中两次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两次向宪法法院上诉，三次向美洲人权法院上诉。
拉锯战在中秘之间，围绕3个法院司法体系展开。工作组来回八次才最终使案件尘埃落定。中国驻秘鲁大使贾桂德在纪录片《红色通缉》中说，“20个机构参与，秘鲁经历了两届政府，11任司法部长，12任内政部长，对于（中国驻）秘鲁使馆来说，经历了4任大使，4任参赞。”
（《南方周末》8.19 杜茂林 袁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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